首先，明确地将子思之儒看作一个学派的是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为战国后期人，他在世时，儒家内部的分化已较激烈。他将“子思之儒”与其他孔子后学进行并列，说明当时“子思之儒”确是相对独立的儒学派系。韩非子的记述反映出以下两个信息：第一，战国时代儒家分化确有其事。这一点现在已得到证实，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的大量楚简中，就有孔子后学的作品，李零先生在《读书》上撰文《重见七十子》(15)，介绍了上博简的基本内容，这说明儒学在战国分派确有其事。第二，尽管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未必一定准确，但这至少说明“子思之儒”是相对独立的学派。如果子思从学于孔子的高足曾子或子游，且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并继承他们的学术主张，其学可能会并入曾子或子游之学，无法单独立派。上博楚简中确有以《曾子》命名的佚集，这至少说明历史上也有“曾子之儒”，但与“子思之儒”是分立的(16)。

其次，《论语·季氏》中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段记载，对说明子思受教的状况十分重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后人受教的一般方法。陈亢为孔子学生，他以为伯鱼“有异闻”，因为在他看来伯鱼的受教当然不同于孔子教育其门人之法。当然，陈亢的猜测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据伯鱼所说，孔子教育其子主要是“心传”，即在掌握了基本的文字功夫后，要求伯鱼有自学能力。《诗》与《礼》是儒士的主要功课，而孔子未当面教授其子，只是告诉他学习《诗》与《礼》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其他过程伯鱼必须自行完成或体悟。陈亢听闻后，认为“君子之远其子”。这段对话说明孔子不亲自教授其子，那么伯鱼除自学外(学问也不可能光靠自学能完成)，怎样完成其学业的呢?我们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伯鱼可能有自己的老师;二是伯鱼在掌握了基本学理后，在把握儒学主要典籍时，可能有所依据，如孔子论《诗》、《书》等的讲稿。

第一个可能现在已无法证实，但第二种状况却已有了确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1年底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公布了《孔子诗论》等篇。《孔子诗论》的重见天日，足以说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等记载是真实的。

《孔子诗论》的出土说明如果孔子门徒保存有孔子关于《诗》的讲稿，那么其家中也应藏有诸如《孔子诗论》等的竹简书籍，伯鱼“退而学诗”所依赖的自修材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等。以此类推，孔子关于《书》、《礼》、《乐》等都有类似于今日所谓的讲稿。而且，郭店楚简中的数篇儒家佚集，如《唐虞之道》、《穷以达时》等，有学者认为也出于孔子之手(17)。上述佚集与可以肯定为《子思子》的楚简置放在一处，且郭店一号墓主人也被认为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较大(18)，如果有关学者的推论属实，那么孔子的著述并不仅限于《诗》、《书》、《春秋》等，可能还有类似于《唐虞之道》的专论。

另外，综观《孔子诗论》，我们会发现其中涉及人类情感的词汇有60多处，涉及敬、爱、情、思、悦、报、忧、泣、愿、耻、闷、悲、悔、厌、患、戚等。以“爱”为例，有“《甘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燕燕》，情爱也”等句。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一一举例。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对人之情感的揭示，这一点《论语》中就有明证。如《论语·阳货》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可见，孔子认为《诗》可以培养人的性情。

在《孔子诗论》中有“喻”这一范畴，具体说来，“喻”就是从人的本性进行引导，从而推及到社会范畴，这个范畴即是“礼”。孔子说：“《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於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於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这段话说明，孔子把人之“情”看作是具有独立特性的存在，即与“礼”是相对的。

与子思学派有关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和子思作品《中庸》，论说“情”、“性”的言语与《孔子诗论》中的词语十分接近，如《孔子诗论》中有“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以钟鼓之乐(喻求女之)好，反纳於礼，不亦能改乎?”等句，说明孔子对人之天性的理解主要根据自然而然的人性作出。子思对人之天性的思考受显然受《孔子诗论》的影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等，这些主张显然与《孔子诗论》中的散论相合。可见子思确受《孔子诗论》的启发，最终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天命之谓性”(《中庸》)的人性主张。

大凡一个家族，其教育后人的方式有前后承继的关系。伯鱼受教的方式也告诉我们，其子子思也可能在其父与其祖死后，在孔子族人或孔子门人的教诲下，学习一般文理常识。以后便依赖类似于《孔子诗论》等的孔子遗稿进行学习和体悟，最终继承了孔子晚年思想的精华，成为先秦儒学的一派，其思想为孟子发扬光大，形成了宋儒所说的“思孟学派”。

总之，我们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或子游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但目前还没有确证。进一步说，既便子思早年曾从学于曾子或子游，但其思想未必出于曾子或子游。郭店楚简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公开，说明孔子在生前有著述，其孙子思在学问初长后，根据家藏的类似于《孔子诗论》等的文献，研习并掌握了孔子思想的主流，特别是他晚年的具有结论性质的思想内核，即“大同”、“禅让”，自然主义性情论，以及这些主张中孕含的人文主义批评思想(19)。子思的从学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不能因其与曾子、子游思想有相似之处，就认定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因为曾子、子游和子思都直接或间接地师承于孔子，他们的思想中必然会带有共通的东西，这只是他们基于发扬孔子思想而产生的共性。所以，我们认为孔子、子思到孟子构成的先秦仁学系谱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它的理解不可强求历史事实上的确证，也不能固执地寻求基于时间判断上的连贯性。

注：此文已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上发表。

参考文献：

(1)关于子思的生卒年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钱穆和杨伯峻分别提出。详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序》(中华书局，1960)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2，中华书局，1985)

(2)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P36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4)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P16，《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5)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P131。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康有为.《孟子微·自序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

(7)章太炎.《征信论(上)》，引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P555。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8)(10)郭沫若.《十批判书》，P113 、P1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9)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P14，《中国哲学》第十一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1)(13)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P106 、P135，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