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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从学考释之探析

摘要：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子思之学出于曾子或子游，但都没有确证，且说法并不统一。我们利用上博简《孔子诗论》和《论语》中的有关史料，并结合先秦仁学谱系的知识背景，得出不同于以往观点的结论，即子思可能从学于孔子门人，但其学并不出于曾子或子游，而是继承了孔子的晚年思想。

主题词：子思;从学;《孔子诗论》;仁学谱系

在先秦仁学谱系中，“子思之儒”的源流及其学派属性，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学术界一般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由孔子、曾子、子思至孟子构成先秦仁学的谱系;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子思从学于子游，由孔子、子游、子思至孟子构成这一谱系。简单说来，这两种学术观点的分歧在于子思到底从学于曾子还是子游这一问题上。子思年幼丧父，之后，其祖孔子亦去世。这些事实发生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1)，但都认为子思年幼失怙，其早年教育由孔子学生完成。子思是否从学于曾子或子游，先秦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学术界对这一问争论不止。子思到底从学于孔子哪一个弟子?其学出于何人?这些令人疑惑的学术公案，就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对以往观点的综述

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的学术主张始于韩愈。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始创者，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孔子与孟子之间相隔近百年，如若此间的谱系不能成立，则韩愈始倡的“道统论”难以令人信服，所以他又在《送王秀才序》一篇中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从而构成了从孔子、曾子到子思再到孟子的先秦“道统”谱系。

韩愈的观点被宋儒进一步发挥，形成思孟学派出于曾子的主张。二程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宋儒以为孔子之道由曾子继承，其理由是：“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朱子语类》卷十三) 朱熹论证的角度落实在孔子与曾子内在文化理念的同一性上，并认为《大学》一文出自曾子：“……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明清以至当代，宋代理学家的主张倍受怀疑，但其说也有承继者，如侯外庐先生尽管不认为曾子继承了孔子思想的实质，但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2)李学勤先生也认为郭店竹简的出土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3)，根据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李先生对先秦诸儒的生卒进行了推论，认为郭店楚简中属于儒学的一部分是《子思子》的佚文，并说：“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思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4)，由此可见，在曾子与子思关系的问题上，李学勤先生是认可宋儒看法的。

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的主张在南宋时就受人质疑，到了晚清时期，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更对宋代理学家的观点批驳有加，他们不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南宋叶适认为曾子以“忠恕”解“一以贯之”，与孔子的思想主旨并不吻合，所以“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习学记言》卷十三)

康有为认为：“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5)他还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6)章太炎在《太炎文录·征信论上》中说也说：“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篇记曾子呼伋，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徵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7)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思孟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8)，他力驳了子思出于曾子之说，但他的证据与上述学人雷同。时人姜广辉也认为子思出于子游，而非曾子，他认为孔子、子游至思孟子学派构成儒学正统，即所谓的“弘道派”(9)。

另外，还有人认为子游系子弓之误。王先谦《荀子集解·非十二子》中引郭嵩焘语曰：“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议，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郭沫若认为这种看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说：“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者，乃指子思孟轲的道统。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10)

二、对以往观点的考辨

如我们先前指出的那样，子思从学于曾子或子游的说法，先秦史料中并无确证。韩愈及宋代理学家追求先秦仁学文化理念的内在一致性，且断言《大学》系曾子及其门人所作，(《大学》中确有一处“曾子曰”)，而《礼记》中曾子与子思的对话较多，且多为执丧之事，所以他们认为子思出于曾子。理学家们更看重思想的传承，《论语》记载了一些曾子的言论，其中有：“曾子曰：慎重追远，民德归厚也。”(《论语·学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等。最为关键的是，在《论语·里仁》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以“忠恕”解孔子“一以贯之”，说明产曾子对孔子思想资源中的方法论有深刻理解。胡适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系统，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这是孔门的方法论，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11)曾子确系孔子高足，也掌握了孔子思想中的一些精华。

然而，曾子一系实际上光大了孔子的“孝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本孝》、《曾子大孝》等十篇也属曾子及其门人作品。丁四新博士通过大量分析认为“《礼记》所载曾子与子思的地方较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12)，但子思是否出于曾子，他的分析亦不能提出肯定的判别。

认为子思从学于子游的主张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荀子·非十二子》，在其中，荀子批驳了思孟学派，并将其与子游相连：“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实际上，《荀子·非十二子》中关于子思出于子游的证据，亦不可靠，因为《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是荀子对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专评，亦属于思想文化批评的范畴。在《非十二子》中，荀子往往将思想相近的两个人物进行并列，目的在于保证批评和立论的有效性。究其批评实质，主要追求批评对象在思想理念的一致性，并无历史事实根据。或者说，荀子追求的是批评的有效性，而非事实的客观性。既便《礼记》中《礼运》、《礼器》诸篇系子游及其门人作品，但其中记述的关于孔子的言论(《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孔子“大同”、“小康”之说)，未必是子游及其门人主尊的思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在《论语·子张》中，子游还批评子夏不重“根本”：“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但孔子执教却似乎主张循序渐进，而子夏“礼后乎?”(《论语·八佾》)的提问，也被孔子赞为：“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同上)可见，子游注重的“根本”，未必与孔子的观点契合。《论语》一书反映的思想，“仁”是关键，而子游一系似乎光大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13)。

主张子思出于子游的学者认为，宋人所谓儒家“道统论”是虚构的谱系，并无实据。实际上，说子思出于子游又何尝不是虚构，因为将子游安排入先秦仁学的谱系，目的也是要形成类似于“道统”的儒家谱系，况且子思出于子游的说法同样也无确证。

总之，我们认为子思出于曾子或子游的学术观点都无确证，且曾子与子游虽是孔门主流人物，却未继承孔子晚年“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晚而喜《易》”(《史记·孔子世家》)等行为中暗含的讲“易(变化)”之普遍主义王权观，以及“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中包含的情性主张。而以上孔子晚年的主要思想却是子思思想的核心(14)。

三、子思受教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子思之学未必出于曾子或子游。子思虽早年失怙，后又失其祖父，但孔门未必没有让子思受教的环境。根据《论语》记述，我们可知孔子有兄(《论语·公治长》载：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据《礼记》所载，我们亦可知子思也有兄长(《礼记·檀弓》记载“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孔子去世后的一年(公元前478年)，即立孔子庙。除孔子学生之力外，其家族之力亦当可观。当然这仅是推测，不足为凭。然而，就子思受教的具体状况而言，先秦史料中未必没有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