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悉为孔子语。有些人虽然承认这几篇出自子思书，但认为其中的孔子语为子思所假托。其实，对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公仪篇》)

这句话出自《孔丛子》，所记当有根据。鲁穆公所说的“子之书”当然指子思书，即当时的《中庸》。故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子思书的确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孔子语当时就被怀疑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驳斥。

另外，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刘×说，《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也”，则沈约之说又未必可靠。对此，蒋建侯指出：“按黄以周考证，《意林》所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条，合于《缁衣》者一条;《太平御览》所引《子思子》，有合于《表记》者一条;《文选注》所引《子思子》，有合于《缁衣》者二条。沈约之言，固信而有徵矣。”[9]

关于第二类，首先，从道理上说，作为有卓越成就的思想家，子思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则不管子思本人，还是后人，不将子思著作纳入史载作于子思的《中庸》四十余篇和以其名字命名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据笔者考证，今本《中庸》大致由两篇构成，一篇为原本《中庸》，另一篇为子思佚篇《天命》。《礼记》编者既然两这两篇合编在一起，说明它们本来都出自子思书。

《缁衣》和《五行》分别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而在郭店简中，此二篇竹简型制相同。这是两篇同出一书的显证，也是两类同属一书的显证。从这种现象看，在郭店简制作的时代，《中庸》已编辑成书。

至于第三类和第四类是否原属祖本或新编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郭店简显示，《鲁穆公问子思》的竹简型制不同于《缁衣》和《五行》，似乎说明第三类不属祖本。新编本是在祖本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类既不属祖本，就很可能也不属新编本。不过，如上所述，第三类已被七卷重辑本收入，则是可以肯定的。

[1] 蒋伯潜：《诸子通考》第32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 蒋伯潜：《诸子通考》第32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 以上皆见蒋伯潜《诸子通考》329页引。

[4] 蒋伯潜：《诸子通考》第330页。

[5] 宋濂：《诸子辨》。

[6] 黄以周：《子思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