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这一段不过是个信笔涉趣的小细节，但他不仅会把那些需要贿赂的大人物所求的事给忘了，甚至竟会想到用自己“收”过的丫头打发人家，以至于连吴月娘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了。就凭这一点已多少可以看出，西门庆实际上把那些需要用银子贿赂的官僚不怎么放在眼里。
《金瓶梅》中对士人的态度倾向，在此前稍早一些的通俗叙事作品中也可以找出来。比如在《水浒传》的叙述中就有类似的倾向。梁山聚义的好汉中，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算得上文人出身。在山上坐第三把交椅的智多星吴用虽然被称为“教授”、“学究”，实际上很难说是个道地的文人，如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中吴用初上场时描写他的一首诗所说：
文才不下武才高，铜链犹能劝朴刀。只爱雄谈偕义士，岂甘枯坐伴儿曹。放他众鸟笼中出，许尔群蛙野外跳。自是先生多好动，学生欢喜主人焦。
与其说他是个文人，不如说是个戴方巾的豪侠更为恰当。书中真正的书生大概只有那位不在一百○八好汉之列的白衣秀士王伦，而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的地位与《金瓶梅》中的水秀才、温秀才差不多，都是百无一能、行同犬彘的猥琐小人。而上层官僚，像蔡京一类的奸佞不必说是一些丑恶的败类。有的士人官僚从叙述者的态度来看可以算作正面人物，比如从第五十九回开始出现的太尉宿元景就是这样一位贤臣。尽管如此，宿元景仍然是一副孱弱无能的形象，被宋江、吴用等辈玩弄于掌股之上。至于那些处于大忠大奸之间的庸庸之辈如梁中书、蔡九知府、王太守等人，在梁山好汉们面前更是个个显得卑琐渺小。如第六十二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一个单身劫法场的石秀竟然把梁中书和王太守吓得不知所措，这种戏剧性地夸张了的形象对比当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同时也流露出了故事的叙述者对官僚士大夫的轻蔑态度。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在这些通俗叙事艺术中士人可以说是威风扫地。《水浒传》中对士人阶层的蔑视，可以被解释为市民乃至市井流氓无产者和农民对作为社会上层的士人阶层固有的疏远和敌视心理使然。但在《金瓶梅》中这种蔑视的根据就更明显地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对比了。在西门庆或西门庆所代表的商人阶层看来，士人阶层不过是自己用金钱任意驱谴、利用的工具而已。市民社会中商人实力的增长造成了士人阶层地位的软弱。
尽管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虚构着士人中心的梦，实际上这个时期在市民社会的环境中士人地位的软弱已成为士人自己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现实。清代前期文人创作的写实类叙事作品如《儒林外史》、《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出士人地位衰落的迹象。甚至在蒲松龄创作的神怪故事《聊斋志异》里虽然写的是与现实不类的鬼狐世界，同样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在大多数故事中积极行动的角色总归是由女性演变成的鬼或狐狸精，士人则往往不过是受惠者;有的故事中士人充当了解救女鬼或女狐的骑士(如《娇娜》、《青凤》之类)角色，仍然不能使他们显得更富于活力和力量，充其量使他们在鬼狐的世界中具有了某种作为“人”(而不是士人)的力量。总而言之，故事中的士人在多数情况下显得软弱无能而且无所作为。
可以说，在明清时代社会环境中商业气氛渐浓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道德与物欲、传统与现实等等方面的关系都出现了矛盾，士人的地位因此变得尴尬起来。按照余英时的看法，这一时期商业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交融而产生的是一种积极的结果：使得商人接受了士人的价值观乃至整个道德体系，形成了“儒商”或商业意识中的“儒意”，这种儒与商的交融带来的是商业活动中理性意识或者说道德意识的增强[2]。但是实际上就在商向士靠拢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即士向商的靠拢，或者从传统道德的意义上说下降。余英时自己在书中曾引过清代沈垚的话说：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3]
沈垚所说的士与商混淆的问题是使得士风变得“纤啬”了，这似乎还只是个个人性格的问题。但实际上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而且天下之士多追慕商人时，所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个人性格了。明人于慎行《榖山笔麈》中说：
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往闻一内使言，华亭在位时，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于相邸，相公召工倾金，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钜万，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耳。愚谓倾泻县官赋金，此非所谓聚敛之臣也?[4]
这里提到的徐华亭虽然只是一个个人，但很难说他的所作所为不具有代表性。徐阶在明史上算得上一位贤臣，也许他的纤啬性格和聚敛行为比一般士人要更突出或更过分一些，再加上树大招风，所以引起了訾议。但从《榖山笔麈》所谈及的情况来看，至少说明徐阶的所作所为不是独一无二的偶然现象。事实上从于慎行的口气中就可以得知，在江南一带，士大夫不耻言利乃至孳孳经营商业谋取利益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一方面是商人在变为“儒商”，追求着道德意识的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士人在变为商人，甚至沦落为不择手段的奸商。这个时期的社会地位关系和价值观念似乎出现了二元性趋势。士人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当今的学者常常会提到明代(特别是晚明)的文人中多“狂人”，如王艮、李贽、汤显祖、徐渭、“公安三袁”等等。这些“狂人”们的“狂”气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士人对自身处境所感到的困惑和尴尬。美国学者黄仁宇把李贽这位最具代表性的“狂人”描述成一位始终在矛盾冲突和困惑中挣扎的“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就是说在李贽这样的人身上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既有主张个性自由的内容，也有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重利重商的市民意识;另一方面却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也就是说仍然属于士人阶层。[5]李贽的“自相冲突”可以说正是当时士人对自身尴尬处境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中矛盾的一种表现。另一位“狂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五种快活时，则把作为传统士人生活理想的著书立说和市井浪子的声色之娱混在了一起。[6]总之在这些“狂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已难以分清作为士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与市民—商人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了。
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无论就结构还是价值观念来看都仍然沿袭着传统。然而对于士人阶层所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言，已经形成了充满矛盾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处境反映在叙事艺术所表现的文化涵义中，便形成了士人与市民—商人阶层地位的转换乃至倒易。
二、
清初顾天石在为孔尚任《桃花扇》写的序中说：
当其时，伟人欲扶世祚，而权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于宴安;扼腕时艰者，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
按照顾天石的看法，《桃花扇》所写的虽然是有关国祚兴亡的政治斗争，故事中的真正主角却不是与政治斗争直接相关的统治阶级中忠奸两党，即所谓“伟人”与“宵人”;而是“优伶口技”，即生活在勾栏瓦舍、青楼酒馆市井社会中的市民。这其实正是孔尚任作《桃花扇》的本意。作者写南明兴亡之事却以“桃花扇”为题，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阶层地位变化的一种感受。在他看来，妓女、优伶的市井社会已不再是与政治、国家兴亡无关的歌舞升平之地。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倒是那些妓女优伶之辈，不仅在道德操守上远远高于蝇营狗苟的权奸，而且在胆魄、识见和行动上也比那些倾轧内讧的藩将和扼腕浩叹的清流更胜一筹。所以《桃花扇》所表现的是，到最后国破家亡，帝基与权奸俱灰飞烟灭，惟妓女优伶的慷慨壮烈形象流芳后世。
与明代市井小说、传奇不同，《桃花扇》所叙述的故事背景属于传统的士人社会。然而就在这个士人的社会中，我们却看到市民与士人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这在近古叙事艺术的发展中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桃花扇》问世后大约半个世纪，一部真实、深刻地表现士人生活与精神的叙事文学巨著《儒林外史》出现了。关于这部书的主旨或主要思想意义历来众说纷纭。据卧闲草堂本评语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后人多以此说为的论。然而把如此一部大书的精髓仅仅归结为抨击功名富贵则不免肤廓。中国历史上淡泊明志的士人和粪土名利的文章不可胜数，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当然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其中。然而《儒林外史》的价值和意义又不仅在此。《儒林外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抨击了功名富贵，更重要的是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一个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功名富贵”的特点及其对于士人、对于社会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而揭示了近古时期士人文化发展演变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