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一标准而言，西方散文名家，行文用语都有像在火炉边，娓娓而谈的功夫。中国古代东晋的陶渊明，更是这方面的妙手。他的诗文，表面上看起来平易近人，好像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使人读来毫不抗拒。宋代的文学大豪，天才智士苏东坡对他推祟极致，认为陶诗连曹谢李杜都“莫能及也”。其实陶公不仅才高，而且诗文锤炼极细，才能大匠举重若轻。苏东坡聪明才华更是空前绝后，大家都以为他的诗词文章是随意挥洒而成，朱子甚至说他的文章“无布置”。不过另一位天才智士，明代的徐文长，却深知文艺和锤炼的因果。他反驳朱子的看法，说“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

近人周作人的散文也是这方面的大家。张中行在《负暄续话·再谈苦雨斋并序》里说他的散文“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这也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如水之就下，胜于无形的另一个范例。

《文心》对心理学和民俗文学的重视：

《谈<谐谐>——兼说戏剧、传奇里的谐趣》(1998年8月)

论谐讽的笑理学

能笑，是“生理学”和“神经学”。为什么会笑?那就是“心理学”。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下会让什么人笑?这需要研究“社会历史学”。京剧大师齐如山分析戏剧里的笑，列出130项之多。可见“笑道”的学问不小。刘勰开篇明义就引用周厉王时代芮良夫的诗句：人以“自有肺肠”，有情有智，所以“心险如山，口壅若川”，如果疏导不良，就会发狂。《诗经》上记载的这个原始“心理学”的观点，可比西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早了两千七百年。

生命之道，一弛一张;圣人之道，一龙一蛇

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生命之道，一弛一张。圣人之道，一龙一蛇(李邕《东方朔一首》)。《论语》里记载孔子到武城，闻弦歌之声，很满意子游的礼乐治教，莞尔而笑，却和他开玩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子游以为老师真的认为他做的过分，急忙搬出孔子的教条来解释，结果孔子说了一句非常有人性的话：“前言戏之耳!”另一回，他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以为矫情，对公明贾的解释也认为不合人情，含蓄地批评说：“其然!岂其然乎?”不过幽默滑稽也有它的代价，年近四十的孔子在齐国时，政经见解受到景公的重视，将受爵封田。齐国名臣晏婴却以“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等词谤毁孔子(《史记·孔子世家》)，把潜在的政敌拉下马来，赶回鲁国去。也许经此“儒法之争”的教训之后，孔子才达到“四十而不惑”的境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谐道

中国《元曲选》里才出现了“丑角”这一脚色，姑不论它是从何类文字，是何种称谓演变而来，它的“实相”来源恐怕不能脱离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明朝以后，中国的戏剧里也称“丑角”为“醜角”，那可以说真是名至而实归了。不过美丑优劣也没一定的标准，所以《老子》有言：“下士闻道，大笑之”，这是说下也可以笑上，愚竟也可以笑智，五十步当然可以笑百步，笑的权利真是最平等了。世上固常有“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叹，但更多的时候是“愚人船上笑余(愚)人”。若自其可笑处而观之，人人皆为可笑。今人方笑前人，后人又笑今人。所以冯梦龙说“天下一大笑事也”。1908年，弗洛伊德首选五本他的代表作，请比瑞尔翻译成英文，其中之一就是《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WIT and its Rela tion to the Unconscious”， translated by A. A. Brill， 1916)，亦可见“谐”之道大矣!

和禅宗机锋

禅宗的六祖惠能，因为不识字，反而脱离了文字相，把赋景、比物、兴志的传统启蒙方式变成了“由渐而顿”、“直指人心”的机锋。功行深的禅师，多能因材施教，中空实有，不滞两边。慧根浅的禅师，买“空”卖“空”，无道可传，无惑能解。《老子》论道日“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是智者的实话。到了禅师们厚了脸皮说“青州袈裟重七斤”之类“禅话”的时候，“机锋”已然僵化和空化，变成粗诞而没有答案的“伪谜语”。这就和刘勰所描述的魏晋以来，“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湿”的谜语，差了不知多少级。“语”转成“谜语”是一种言辞上的“纤化、浅化”。纤巧而浅俗化的“语”，不仅两见于《红楼梦》回目，以灯谜暗示各人命运之谜;它更在群众里得到扎实的活力，演化出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谜盛会，至今不衰。

人生如谜，方解方生。有如功过，虽至盖棺，不能论定。如果说科学家的挑战是解大自然的“谜”，那么文论家的意趣就是解文学的“谜”，研究文化的学者就是在“破文化之谜”。谜之道，深度远在“谐道”之上。

牡甫和谐戏诗体

杜诗的注释号称“千家注”，可惜传统文人对杜诗的了解，大多偏于他沉郁的忠君爱民诗或诗律渐细的技巧。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轻松诙谐的一面，和在“游戏诗”及“俳谐体”上的成就。其实各门各派的“圣人”大都身兼数家之长。譬如文圣孔子，讲文事，也讲武备;武圣孙子，则“辞如珠玉”;太史公记载历史名人大事之余，也不忘给“谈言微中”的优伶立传。那么“无诗不杜”的杜诗，岂能只有严肃正经，以“诗言志”的一面而已?根据钱谦益的《草堂诗笺》所列杜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以“戏”为题的诗组，就有二十一组之多。若加上《登楼》、《社日》诸篇，“谐”、“戏”诗的数量还要多些。金圣叹在他的《杜诗解》里说：“先生凡题中有戏字者，悉复用滑稽语。”杜甫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一诗中，把自己最得意的“晚岁渐于诗律细”和“谁家数去酒杯宽”相对，自己能开自己的大玩笑，诗固已至化境，心胸也不止于雅士。杜甫的“戏”诗，从《社日》的“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到《戏题画山水歌》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纵横人天，上追庄生《齐物》、《逍遥》，或是相当于莎士比亚化身到《暴风雨》里的魔法师(Prospero)，呼风唤雨，驭使精灵。他的《戏为六绝句》，更开创了一种文论的新形式。钱谦益说他“以诗论文，题之曰戏，亦见其通怀商榷，不欲自以为是”。后人学作“论诗绝句”者虽众，但因鲜知此意，少有日“戏为”的“问津”者。杜甫的《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中“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固然戏语惊人，但“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才是真得俳谐诗戏之妙。

李白、杜甫诗篇泛浩相敌，唯于谐戏文章，无论质量，杜胜于李。韩愈推崇李杜备至，但“以文为戏”的榜样，想系出于杜甫，而非李白。

韩愈：文以载“道”?

原始的“诙谐”也随时间而演变出新的文学如宋杂剧和元传奇。诙谐文字虽然在南朝就有俳谐文如《驴九锡》、《鸡九锡》等，但真正的小说雏形应当是起于宣扬复古、“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的《毛颖传》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文起八代之衰”，而他的《送穷文》鬼话连篇，启发蒲松龄创造《聊斋》里的鬼狐故事。作为一个全面的文学创新大师，韩愈当然不限于“文以载道”而已。他在《荆潭唱和诗序》里指出“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所以把诙谐文章当成一种挑战和解放。因此裴度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张籍也为亦师亦友的韩愈担心，严肃地批评他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拊扑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

韩愈在《答张籍书》中，为自己写《毛颖传》之类的诙谐文章辩护说：“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乎道哉?”柳宗元也为他辩护，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圣人不以戏谑为非…… (其文)若捅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生性诙谐豁达的苏轼当然是韩愈的知音，他有诗赞日：“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谈笑出传奇，鼓舞南海神。”《朱子考异》更注意到韩愈的创造性，看出他施用“故为幻语以资笑谑，又以乱其事实，使读者不觉耳”的写小说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