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衰于统治集团的内讧。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思想的因素。唐朝三教并举，儒不独尊。思想活跃固然有利于人才成长，社会发展;但是，也容易偏离土地国家所有的小生产正统意识形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杜甫生前即有见于此，在辞世之年曾发出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再用孔门儒学为李唐王朝重“开太平”。赵宋统治者比李唐统治者更虚弱，只能在想象中解决现实中解决不了的矛盾，自然要乞灵于孔门儒学的“克己复礼”。这样，杜甫的见解和宋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就一致了。因而宋儒研究杜诗的思想意义往往把它跟儒家经典扯在一起。说“工部风雅，犹仲尼日月也”本很早，可惜“风雅”一词，失之笼统，把问题没有展开。稍后的孙仪又说诗人“道遗当世，而泽化后人”(《读〈杜工部诗集〉序》)，仍对“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能加以说明和探讨。再后的王得臣稍进一步，具体点出杜诗的“周情孔思，千汇万状”(〈增註杜工部诗集序〉)。然而，看似具体，但是仍不过是就杜诗继承广泛而言，看做一个一般特点，杜诗的思想意义，特别是在儒学中的意义，尚待发掘。苏轼抓住了杜甫忠君的特色以后，纲举目张，杜诗的思想意义在宋儒眼中一下子清晰了。他的弟弟苏辙明确提出，“我公才不世，晚岁道尤高”(〈和张安道读杜集〉)，突出了杜甫后期，即“一饭不忘”时期的思想特点。孔武仲则提出，杜诗“大抵哀元元之穷，愤盗贼纵横，褒善贬恶，尊君卑臣，不琢不磨，闇与经会，盖亦骚人之伦而风雅之亚也”(〈书杜子美〈哀江头〉后〉)，又突出强调了杜诗思想“闇与经会”，合于儒家经典。做为这两种观点的汇总，是同时人黄庭坚的理论。作文“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黄庭坚把苏辙笼统提到的杜甫晚岁之道，具体定为诗人到虁州后的思想;把孔武仲概括的杜诗“闇与经会”的特点，具体划到当时逐步开始泛滥的理学上。根据则是“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韩愈以孟轲的继承人自居，后儒亦视之为儒学由前期向后期转化的关键人物。承前启后，于道功多。黄庭坚把杜甫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散文大家相比，不就明示伟大诗人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吗?说他们的诗文“无一字无来处”，除了颂扬杜诗韩文的艺术性强之外，重要的是说，杜诗韩文征圣宗经于内，明道言志于外，不啻是当代最新版本的五经。这种见解，以经解杜，割断了杜诗和生活的联系，助长了解杜工作中凭空臆测，随意引伸的不良倾向，较以史解杜，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是一种退步。果然，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治下，士林纷纷强调，“工部风雅，一发诸忠义之诚”{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提出“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釋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开始阐述“子美深于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李复〈与侯谟秀才书〉}。突出宣扬“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颂扬杜诗”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就这样，秉笔直书的史臣，变成了卫道说教的牧师，头戴方巾的圣贤。杜诗走悄，空前绝后，”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这是在杜诗普及基础上又掀起的一个新的学习 热潮，可祘是杜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盛况是仅见。 惶惶不可终日的统治阶级，显然是病急乱投医，把大诗人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把抓在手里，再也不放松了。

事情总是这样，每到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危亡之际，往往突出杜诗的政治作用，把它看作诗史，当成战斗号角;而一旦天下太平，即使只是半壁河山上的太平，又往往突出杜诗的思想意义，把它看作经书，当作陶冶人心的净化器使用。

北宋末年，女真族南侵，赵宋王朝南逃，志士仁人在抗金救国的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杜诗的现实意义。“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陈与义在逃难中的忏悔，代表了杜甫崇拜者们的共同心声。那时有名的诗人陆游，辛弃疾崇拜杜甫，就不仅仅是因为杜甫诗写得好，而首先是因为杜甫事行得正。在他们心目中，杜甫是顶天立地的英 雄，”辅弻老臣“，”常恨晚辈言诗史，请庙生民伯仲间“(陆游《读杜诗》)。特别是南宋末年，元军长驱直下，汉族英雄衔亡国之恨，浴血奋战，更把杜甫引为同调，视作旷代知音。大名鼎鼎的文天祥兵败被执，在狱中集杜句为诗，作序说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不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忘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歌咏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吾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庻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文天祥的这一席话，道出了民族英雄爱好杜诗的共同心声。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杜甫只有在民族危亡 ，邦国倾覆之际，才能遇到真正的知音，这是幸还是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凔桑句更工”。诗人之幸，正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这是怎样的幸与不幸呵!

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里一开头就写道，“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令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先生非常义愤,特别提出,” 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焔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就是这样的南宋小朝廷,特别注意用儒学冠冕堂皇的牌子来装扮自己.杜甫也难逃当陪衬的恶运.冤杀岳飞,认贼作父的赵构,就亲笔为臣子在扇上题写杜句,”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陆游<渭南文集>卷五十一),希望用孔圣先贤,汉官威仪,遮掩遗臭万古的丑态秽行,淹灭人民心头抗敌复国的怒火,冲淡金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好让小朝廷在残山剩水间寻欢作乐.孝宗不愧为孝,毕肖乃父,登基后,也亲笔书写杜诗,”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并勒碑潜邸,以训乃子.(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二集)妄图把人民从民族抗争的前线,拉向功名利禄的深渊.因而理学先生更变本加厉,创造了杜甫”深入理窟”的理论,比杜诗为”诗中六经”,”老杜诗如董仲舒策,句句典实,堪出题目”(陈善<扪虱诗话>上集卷三).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又直接教诲人们,向老杜学习修身齐家的本领.朱熹就直接劝人,”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善讽咏,易入人心,最为有益也”(<答刘子澄书>).他做<女诫>一书时,认为在”<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人.凡守身事夫之事借是也.”强调”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夫子所说的这个佳处,就是在具体提示人们用理学的眼光去看待理解杜诗,从杜诗的意境中去领会理学的精髓.杜诗本是诗人蘸着民族的血泪写成的,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艰难行进的历程,后世却被理学先生当做禁锢民心的手术钳.封建统治阶级古为今用到这样荒谬的程度,是诗人所始料不及的.” 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能由诗人吗?

正像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的统一组成一样,对杜甫的评论也是由肯定和否定两派见解组成的。唐宋时期肯定杜甫的意见是主流,否定的见解极少,既不深入,又无影响,这里就从略了。

总之,杜诗在唐宋两代经历了被逐步认识`,被广泛普及,被深入研究这三个阶段,封建社会才祘基本完成了杜甫是忠臣典范,诗中圣贤;杜诗是“诗史”,“诗中六经”的研究任务.。尔后的几百年,除了训诂学和考据学的意义上偶有发现外,对杜诗的研究,再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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