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仁 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公孙丑上》)
这两段话是孟子持有性善论最有力、也最著名的证据。孟子的“性善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极大。与此同时，告子提出了“性无善无不善”论;稍后，《庄子》提出性不分善恶，“性至上”论，称一切外界的侵扰，都是对自然之性的异化。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讲情欲之性，从而引出了“隆礼重法”。自此以后，在中国哲学史上，凡是有所作为者，都必然要在人性论上作一番文章。但是，通观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笔者以为，只有孟子的“性善论”，理论视点最高，哲学的穿透力最强，即使是在今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张岱年先生指出：孟子之所谓性，并“不是指生来的本能，而是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之特性。”[4] 因为，仁义礼智在人性之中只是“善端”，只是萌芽。孟子又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孟子性善论的优越性在于：第一，有人之骨架、皮囊者，并不一定具有人的质素，只有那种努力向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第二，具有人之特性的人，“万物皆备于我”。(《尽心上》)这就为人的独立性、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创立了前提;第三，为社会的民主制度之出现，提供了朴素的人性基础。[5]
这种观点《性自命出》中也有相应的论述：“《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逢训之，观其义而次序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也。”(第15、16、17、18简)它的“逢性”、“交性”、“厉性”、“出性”、“养性”、“长性”(第10、11简)都是在仁义礼智的规约之下对“善”的追求，磨练性情，去努力地做一个真正具有人的特性的人。因此，“反善”之谓，就是要“扩充”人的“善端”，就是要在人的本性中充分地挖掘人的善性。非此，则不足以“复始”。因为，始者，天也，道也，命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只有圣洁、赤诚的灵魂才能与之拥抱。
注释：
[1] 在1999年武汉大学郭店楚简国际大会上，有人提出“反善复始”脱胎于《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的句子。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原因有三：第一，虽然《性自命出》与《论语》确乎具有相同的儒家背景，但是，从思想内核上看，《性自命出》与《论语》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前者对后者的转进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情感、性命的论述上，《性自命出》的论述，要深刻、条贯得多，《论语》完全没有这种语境;第二，《性自命出》虽然是一篇哲学文章，但是，它始终依托于天命的背景，始于兹，终于兹，这是我们理解《性自命出》的关键，如果我们连《性自命出》这一根本性的思想及其相关的整体结构都没有清醒的宏观把握，那么我们何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呢?第三，从这段引文本身来说，是在谈论音乐的欣赏，以及音乐与德、与心的相互关系，完全没有讲唱歌。整个《性自命出》都只是讲音乐(通过欣赏)的养心，没有一个句子是讲唱歌的。所以，我们对《性自命出》的理解一定要建立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把它当成一篇哲学文章来读。
[2] 郭齐勇：《冯契对金岳霖本体论思想的转进》，武汉大学出版社《人文论丛》1998年卷第312-313页。
[3] 此段中黑体字为笔者所加，意在引起读者注意。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5] 对此，廖名春先生在其《孟子的智慧·第五章》中(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有更为完备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