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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探究

201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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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探究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因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作为社会人文科学一分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的变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向为显学,拥有数千年繁荣兴旺历史,传统深厚,在本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咸与维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体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在世纪末的今天,回顾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可以使我们对本学科在本世纪走过的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同时也为下一世纪本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和依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内,总体上说,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着近代型不断演变的道路。学术的近代化,在这里成为百年发展的主线。近代化过程,涵盖着本学科的全体和各个方面,它包括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及作为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结果——学科成果的产生,还有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体现者——学科人才的养成。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化的学术观念,主要包括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近代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如平民文学的观念,文学为人生的观念等;近代科学观念,如进化论的观念等。这些观念,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征圣、宗经的观念,文以载道的观念,复古的观念。近代化的学术方法,是指近代科学的方法,它们也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学的、文章学的方法。当然,近代化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还包括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传入的“现代主义”,80年代传入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彼此性质不同,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情况很复杂,但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性的思想学术相对而言,它们都无疑具有近代的性质。

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划分这四个时期的依据,主要就是各时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 第一时期为1900年至1928 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是学科统一的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本世纪末,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典文学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时期内,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近代思想自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从西方引入中国,本世纪初,正是处于“西学东渐”的关键时刻。西学新思潮的传入,对当时维新改良派及反满革命派人士都有影响,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学术,也颇有触动。例如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极力推重小说的社会“群治”作用,指出小说有“四种力”,主张提高小说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不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文学改革主张,虽形成了一定声势,主要却是针对当时创作而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许由于这块古老的学术领地与时政的距离较远,所以影响还不大明显。本世纪初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基本上还是经学(包括清代“汉学”)与桐城派文章学的天下。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校勘、轶文收辑、文章评点、诗话词话等为主,其成绩当然不可否定,如孙诒让《墨子闲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但这已是千年传统学术的强弩之末,却也毋庸讳言。

然而新学侵入这块旧学的传统领地势不可免,当时有人以先觉者的姿态,将近代观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此即王国维。王氏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虽然他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甚深,其具体结论未必十分正确,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体结论,而是他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所以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迈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国维之后,古典文学的近代式研究仍颇寂寞,仍然是“义理、词章、考据”之学弥漫于世。不过也有少数呼应者,这就是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林氏为京师大学堂教员,1904年编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黄氏为东吴大学教员,约1905年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中国文学史之举,无疑是受了外国学者的影响,当时俄国人瓦西里耶夫、英国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贞吉等,早已有《中国文学史》问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的痕迹。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对象不明,体例混淆,书中文字学、书法、训诂学、经学、史学等与文学一道出入其间,黄史则大量抄录原著文字,浩繁芜杂。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近代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是在辛亥革命数年之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提倡。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这些新思想,同样也被用来作为审视传统文学的出发点,成为更新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胡适与梁启超还对清代乾嘉学派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总结出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1〕,其主要内容就是分析归纳的、重证据的方法。 这些基本上属实证性和形式逻辑方法,其近代性质亦甚明显。由此,“五四”之后不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借助于对“文学”概念的逐步澄清做到的。“古典文学”中“文学”一语已非“文学子游子夏”之“文学”含义,而是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美文”,此是近代概念之“文学”。由此使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