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阶层的这种二重人格及其在诗学观念上的显现又要受到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中士人的人格理想与诗学观念会于两大倾向间有不同的侧重。魏晋六朝直到唐中叶之前都是“吟咏情性”说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六朝士族文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极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状况使他们在价值取向上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因而将个体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唐代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使庶族文人获得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在被大大激起的政治激情的驱动下，一心一意投身于君权系统之中去建功立业了，尚无暇顾及一体化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这就使他们在文化上并没有明确一致的价值取向。他们的个体性精神活动主要是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在没有明确一致的文化价值取向为指导的情况下，士人的精神活动基本处于“自在”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吟诗作赋基本上是个体“情性”的自然呈现。宋代则大不同。由于宋朝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治国方略，宋代士人不仅要建功立业，而且更要建立强大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被后人称为“宋学”的文化学术思潮尽管内部有诸多差异，但在总体的价值取向上却有其一致性，在言说方式上更是完全相同。这样强大的学术思潮及其言说方式必然会不可遏止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以意为主”说就是它在诗学观念上的必然表现。在“宋学”价值观及其言说方式的比照之下，仅仅“吟咏情性”的诗歌作品即使不是“害道”的“闲言语”(伊川语)，无论如何也是达不到诗的最高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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