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王充实际上是将文人写作视为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以不同的行为方式作为分类标准，进行文章类型的划分。也就是说，“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实际上是五种类型的文人写作方式，由此而形成五种不同类别的文体。因此，王充下文论及他所偏爱的“造论著说之文”时，便主要着眼于这种写作方式独特的社会功能：

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於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⑩]

王充认为，“造论著说之文”足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社会指向，因此最为可贵。

再如蔡邕(133-192)撰《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11]。该书虽然主要是论述礼制典章、考释事物名称的书[12]，但却体现出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的某些特征。该书卷上，将天子令群臣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又将群臣上天子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13];凡此，都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作为基本依据，对朝廷应用文体进行分类，并就每类文体的功能及其形态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解说[14]。

又如刘熙(东汉末人)《释名》是一部汉语语源学的重要著作，其《释名序》说：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15]

该书卷6《释书契第十九》和《释典艺第二十》，简要地训释奏、檄、谒、符、传、券、契、策书、册、启、书、告、表、敕、纪、令、诏书、论、赞、叙、铭、诔、碑、词等文体，大多是从这些文体所相对应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着眼的。如云：

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

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

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转行之也。

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

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

汉制，约敕诸侯曰册。册，顺也。敕使整顺不犯之也。

上敕下曰告。告，觉也，使觉悟知己意也。

下言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曰言，言其意也。

记，纪也，纪识之也。

诏书，诏，昭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

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

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

所谓“书契”，犹言文字记录[16]，用以概称日常应用文体;所谓“典艺”，原指上古五典、六经等典籍[17]，用以概称这些典籍中的文体。由此可见，《释名》一书对二者的类分不也是着眼于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吗?

二、《尚书》“六体”的生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