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从《金瓶梅》两个版本的读者接受方面，看出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观点、评判，总是于不知不觉间受到本时代之意识形态大方向的制约;惟有意识到这一制约，才不至于完全被其辖治。譬如说词话本的发现，恰逢五四时代，人们扬俗抑雅，扬平民而抑贵族，并认为一切之文学，无不源自民间，于是施蛰存氏才会做出这样的论断：“旧本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鄙俚之处，改得文雅;拖沓之处，改得简净，反而把好处改掉了也”。(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第173页)文雅、简净本是赞语，这里被用作贬语;鄙俚、拖沓，本是贬语，这里被用作赞语。前面已经谈到这是典型的五四论调，但问题在于，正是这样的观点——民间文学是万物之源——才会导致写过一部《中国俗文学史》的郑振铎氏在其评论《金瓶梅词语》的开山之作中认为文雅之绣像本出于鄙俚之词话本的断言。此语一出，遂成定论，竟至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海内外之研究者均无异言。但假如我们设想张竹坡或其他清朝文人看到词话本，他们是否反而会认为鄙俚拖沓之词话本是文雅简洁之原本的大众化和庸俗化?既然一六三四年(崇祯七年)已经出现了《金瓶梅》改编而成的戏剧(事见明末文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条记载)，那么在词话本、绣像本之刊刻年代尚未分明、其原刻本渺不可见的情况下，我们又从何可以断定那时没有由《金瓶梅》改编的说唱文学——一部《金瓶梅词话》?在这里，我不是说张竹坡一定就会那么想，也不是说张竹坡如果那么想，他的观点就一定正确，我只是想指出，我们的很多观点与结论都受制于我们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某一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到了另一时代未必就行得通。我们只有心里存了这个念头，才不至完全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