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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与常州

2013-01-06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