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书版本，于成集作者的文集整理，较注意版本校勘。其他用书，多数选取通行的一本，未能尽善，用了较多的四库本，又没有提供全书的引用书目及版本，稍有遗憾。
将《全唐诗》与《全宋诗》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前书的最后部分，收有二十多卷无名氏以及神仙、鬼怪、梦、谐谑、歌谣、谶记、谚语之类作品，但《全宋诗》则没有这些部分。无名氏虽有少数列入正编，多数似乎并没有编录。神仙鬼怪多数见于道书和小说，《全宋词》另作宋人小说所见词来编录，也是一种处理。《全宋诗》可能是因这部分难以整理而一律未编，留给《补编》处理，不能不说是大的缺漏。
对于宋诗的互见误传情况，《全宋诗》取则《全宋词》的体例，有存目、考按的规定。很遗憾的是，这一体例只在很少一部分诗作的处理中得以实施，没有能够贯彻始终，更说不上精致准确了。许多重出误收诗的编录，就是因为没有坚持始终所致。此外，大多诗歌仅记一个出处，浪费了前期普查所获得的丰富资源，不便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不录相关本事，也不便于诗意的理解。
以上几点，我以为是较大端的问题。对照本文第一节所述，当然还有一些可议处，不一一指出了。至于小传有细节出入，一些人物年代判断存在偏差，编次前后不尽恰当，一些作者还有作品可补，应该指出，但不是主要问题。
四、有关《全宋诗》争议之我见
《全宋诗》是一部收诗二十多万首，作者近万人，总页数达到45698页的大书，有一些错误，很正常，予以纠订，也不无意义。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有关争议的双方来说，无疑都是有益的格言。作为《全宋诗》的编纂者，编纂时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作品，要进行普查、录出、校勘、考订、写传、编次等多道繁难的程序，每一处地方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错失，每一处地方的深入探求都可能改变原来的论证，而面对浩如山积的书稿，又难以做到每一处都去挖地三尺。加上书成众手，划一为难，有一些错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苛责，也不必讳饰。就订补者来说，大都各有专攻，研究深入，所作订补，也多有发现，可资参考。比如专治某一人或某一书，在这方面必然有更深入的揭示，如专讲宋代制度、职官、地理、习俗，所涉的纠订，也会有更精确的补充。由于至今的订补者还没有对《全宋诗》作全面补订的情况，各家掌握文献有特出者，也容易有鉴别的疏漏。订补者的疏失，也如同编纂者的疏失一样，很正常，也可以原谅，因其所涉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可能观照全局。在此可以拙辑《全唐诗补编》来说明。那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古籍检索手段相对贫乏，查阅古籍比现在要困难得多，与海外的学术联系还刚起步，连复印的利用也远不如现在方便，虽然有4000多首稀见唐诗的揭出，但校勘和鉴别方面确有一些问题。已经看到十多篇订正文章，我自己也有纠订。但客观地说，原书的失误很正常，不是宽恕自己，而是当时实在没有解决的手段。纠订的文章也有失误，因其所见不宽，所虑不细，仅就所及提出。今后也可能会对有关文章作出回应，但仅取其足以成立者，对其误失则不作驳议。学术研究中的讨论，应有彼此的尊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给予体谅，讨论应局限在本题之内，辞气平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学风的概括，现在仍值得重视。
在此我想特别提出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证》时所表现的学术气度和良好学风，以与各位学者共勉。余先生认为前人对《四库提要》的态度，“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他都不赞同。他认为该书“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给以极高的评价。而提要多有讹误的原因，他认为在于“《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以致“纰缪之处，难可胜言”。纪昀承担全书的定稿责任，经其手后，大都“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但也不免“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他对《四库提要》纠订至多，且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但他在将自己和清人的工作比较后，用射鸟为譬喻：“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引文均见该书自叙)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确实值得今人师法。
五、《全宋诗》的增订尚大有可为
《全宋诗》最初的编纂计划，即有分为正编和补编的考虑。1998年的《后记》中，也提到已经积累了不少属于补编的材料，但由于工作量的艰巨和财力的不足，没有展开。今年8月，有机会见到参加此书编纂的王岚女士，知道补编已经列入北京大学重点项目，并已开始进行。尽管补编可能更是一项费工多而所获少、鉴别难而失误易的工作，但他们能继续承担起来，当然应该鼓励。当时我谈了一些建议，在此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申述。
希望将《全宋诗补编》的编纂和《全宋诗》的修订，同步进行。在作前编未用文献的普查中，必然会发现大量新的可以补充和纠订前编缺失的文献，不要仅局限于作前编失收诗的补遗。编纂者全面普查文献中发现新材料的几率，比偶事考订者要大得多。同时，对于学界已有的订补，应该予以充分吸取，哪怕别人提出十条中只有一条正确，也足资取镜。《全宋诗》编委会如果能将已经发表的所有纠补《全宋诗》的文字收集成编，表示对相关研究的尊重，作下一步工作的借鉴，给学界以检用的方便，也很有意义。
《全宋诗·后记》提到下一步的工作“必须按第二批辑录书目从普查开始”，我不太明白“第二批辑录书目”按照什么原则制定。由于宋诗的基本文献在正编编纂中已经大多利用过了，我以为第二批书目，一是应该利用四川大学编纂的《现存宋人著作总目》，将还没有检用过的书目大致通翻一遍;二是对于宋以后著作中有可能保存宋诗的书籍，应大致利用到，其中最重要的，是石刻和地方文献，数量虽然很大，但近年都已经汇编成书，翻检并不太难。至于书画、文物方面的宋诗，大致只能以已经发表者为收录的界限，不可能做到在全世界各博物馆中调查抄录，何况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文献数量不断有新的报道，难以言全。
利用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全”字头大书的编纂，说起来是一代文学总集，其实包罗万象，涉及百科，兼及各代。比方《道藏》中宋代歌诗的选取，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学者对于道书年代研究的大量成果，并对《道藏》中全部歌诗的年代推定有阶段成果后，才能达到相对的收录完备。再如相面、占卜、占星、医药、农事等类书中，都有很大数量的应用性的歌谣，未必是好的文学作品，但其体式是诗，可以看到诗歌在实际领域的应用，也应采录。
充分发掘海外保存的珍稀典籍和研究成果。四川大学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叙录》出版后，海外书评即曾指出缺收大量海外宋集善本。印象中北大编《全宋诗》时的基本文献调查工作，比川大《全宋文》稍弱。对海外文献和研究的利用不足，是中国大学文史研究的普遍缺憾。北京大学近年来颇以创建国际一流大学为目标，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也非常频繁，应该为《全宋诗补编》的编纂，提供若干到海外研究和搜集文献的机会，使其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最后，我还想指出，现代科技已经为传统的大型古籍文献编纂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操作空间，这就是利用网络以展开编纂修订。比如《全唐诗》、《全宋诗》这一类大型总集的修订，书面出一个新版，几十年内可能都难以实现。但如果在网络中进行，几乎每天都可以有一个新版的推出，前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是可以做到了。我以为，《全唐诗》、《全宋诗》的修订，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难以接近完善的，现在不必求全责备。但尽可能地追求达到完善，则是应该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