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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全宋诗》成就得失之我见

201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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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全宋诗》成就得失之我见

 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来看,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准绳,似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搜辑追求全备;注明文献出处;讲求用书及版本;录文准确,备录异文;甄别真伪互见之作;限定收录范围;作者小传及考按;编次有序。《全宋诗》然有种种缺憾,但毕竟首次完成了全宋诗文的结集,对宋代文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最近,《文汇报》先后发表方健《谁都该“求真务实,严格律己”——答傅璇琮先生》(9月5日本版)和张如安《如何看待<全宋诗>订补中的问题——兼答方健先生》(10月17日本版),就《全宋诗》的学术评价等问题,表达了尖锐对立的意见。傅璇琮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学者,且多得其提携;方健先生从事实务之暇,潜心学术,多有建树,与我过从较多,足称畏友;张如安先生不认识。师友之间的学术之争是正常的,发展到激烈争执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我始终坚持学术与友情分开的立场,且以为学术批评不应超越学术范围。同时,我也觉得,有关讨论不仅关涉著作者和批评、订补者应有的立场,也涉及大型断代分体文学全集的学术批评标准问题。从八十年代以来,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一系列以“全”字领头的大型著作编纂,现在已经陆续出书,学术界获得巨大方便的同时,对这些著作的学术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我虽然没有参与《全宋诗》的任何编务,但始终很关注此书的工作,且是其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的分组评审者之一。此外,本人曾以一己之力作全唐诗文的订补,对此类工作有着切身的体会。故谨述所见,希望有助于彼此立场的协调。

一、断代文学全集学术评价的准则

不加选择地将一代文学作品总汇于一书,肇始于明中期,先后有冯惟讷《古诗纪》、吴?《唐诗纪》、胡震亨《唐音统签》的编录。至清代因《全唐诗》、《全唐文》等书的问世,引起学界广泛重视。近代以降,为因应现代学术研究全面客观占有文献的需要,中国学者对此类著作的编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出版或编纂中的著作已知达四十种以上,所涉几乎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体作品。其中影响重大的,“文革”前有《全宋词》和《全元散曲》,近三十年则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和《全宋文》。此类著作的大量出世,必将对廿一世纪的中国文史研究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但其编修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常有很大分歧。断代全集的编纂,是工程巨大而学术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作。学界对其期望殷切,希望一旦成书就应让学者能非常信任地加以引用,因而也常以较高而近乎严苛的学术标准来评判这些著作。已出的各书程度不等地遭到一些批评诘难,作出具体订正的更多。我以为,囊括一代文献的断代全书的编修,所涉作者和典籍成千上万,在成于众手又缺乏索引的情况下,有一些出入不当是不可避免的,以专治一人一书的态度来评价这些大书,显然有失公允,希望严厉的批评者能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予以体谅和宽恕。当然,为使读者能放心地引用,指出存在的缺失也很有必要。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来看,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准绳,似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搜辑追求全备。全备在任何一种书中,都只能是相对的。追求“几于无一字一句之或遗矣”(俞樾《唐文续拾序》),只能是编修者力求达到的目标。《全唐诗》编成至今,已补出六千多首,但据我所知,在明刊《锦绣万花谷别集》、清钞本《类要》、宋刊本《庐山记》、日本伏见宫存《杂钞》、韩国奎章阁存《名贤夹注十钞诗》中,仍有数量可观的唐诗可补,敦煌写卷和《道藏》中也颇有孑存。

其二、注明文献出处。最初辑录唐诗的胡震亨、季振宜沿明末学风,于文献来源仅作部分说明。《全唐诗》编修者迫于期程,无力备考出处,为求划一体例,将胡、季二书的原有出处大多删落,最遭后学讥弹。严可均《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逐篇说明文章来源,其学术质量显然优于《全唐文》。近代以来诸书,一般均说明文献凭依,以便读者覆按原书。但同注出处,也有高下之分。一是所据文献是否为最早最可信的记载。二是能否备录作品在较早文献中的引录情况,并出校异文。就此来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元散曲》较为优胜。

其三、讲求用书及版本。大型总集编纂,用书数量巨大,一般于有别集传世者尚注意广求异本,其他古籍常随得随用,未能讲求史源,未能广征别本。虽然用书务求初源,用书务求善本、原本、足本,虽是常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笔者辑录唐诗,许多书的版本选择都几经反复,深有体会。

其四、录文准确,备录异文。古人作品流播广泛,作者原作经不同途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歧互异文。断代全书有责任溯本清源地理清原作与流布异本的先后关系,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文本和丰富的线索。然而成千上万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其流布和研究史,要理清谈何容易。一般来说,能正确地选定底本,出校有代表性的异文,减少错字,不轻作定夺,也就可以了。

其五、甄别真伪互见之作。古人作品的传误依托,是非常普通的现象,且致误作伪的情状原委纷繁复杂,有些已很难究诘。若举其大端,则有四类:一为传误互见,即甲某之作在流传中误为乙作;二为伪作,历代名家都有被假冒的作品;三为依托,如吕洞宾其人未必实有,而宋、元、明、清皆有依托其名之作;四为虚构,最显著的即为志怪小说中的仙鬼妖异之作。传误既可能发生于同时代人之间,也可能隔数代而致误,文体之间也可能交叉致误。大型全书要提供可信文本,对这些互见误伪之作务必作出逐一的考订,以确定归属,说明误传原因。《全宋词》采用存目附考的体例,即于互见传误之作,是者存录,加附按交代误传情况,误者删去,在存目表中记录传误书证,并加考证裁定归属,异代传误者则另附作品,体例最善。

其六、限定收录范围。看似简单,实极为繁复。从空间范围,一般应以中国疆域内之作品为限,外国人仅存在华所作。时间范围,各书都有专门的限定,麻烦的是易代之际人物及其作品,各书宽严出入较大。语言范围,则涉及民族文字作品。文体限定,在诗文之间,牵涉到一些韵文的归属。诗词之间,涉及到大量过渡期作品和后世改诗为词的作品。诗体又涉释道偈颂章咒的判定,《全唐诗》就把王梵志诗斥为“本为歌诗之流”而不收。文章则涉成文与否、原文及史传改写的区别,以及仅存事主祈愿的供养、造像题记、仅存敕目及任免的制敕可否视为文章等,还有单文与专著的区别。

其七、作者小传及考按。断代全集大多以作者立目,作者小传,对编次全书及读者了解作品都极重要。此点各书大致能做到,其中传记能说明文献依据更胜,能将作者事迹据存世文献无大挂漏讹误地全面扼要表述者尤胜。有著作或别集存世者,应说明其著作流传存逸状况,据别集整理者,更应说明版本源流及整理所据版本。此外,凡录自史传、笔记、诗话等书中诗词而原书记载写作本事者,录作品时应连带摘录本事。所涉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时,应加考按以介绍前说,举证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