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文苑英华》提要云：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繁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26]
可见该书实承《文选》而作，编纂体例以《文选》为圭臬。
《唐文粹》是现存最早的断代诗文总集，有《四部丛刊》影印《重校正唐文粹》本等。该书系姚铉(968-1020)在《文苑英华》的基础上，精选唐代诗、赋、文作品，历经10年，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编纂而成。初名《文粹》，重刻时题《唐文粹》，后人因之。全书100卷，收录古体诗961首，赋、文1104篇，不取近体诗、骈文和律赋。姚铉《唐文粹序》云：
今世传唐代之类集者，诗则有《唐诗类选》、《英灵》、《间气》、《极玄》、《又玄》等集，赋则有《甲赋》、《赋选》、《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尔。岂唐贤之文，迹两汉，肩三代，而反无类次，以嗣于《文选》乎?铉不揆昧懵，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得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议、表奏、传录、书序，凡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类相从，各分首第门目，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27]
由此可见，该书亦矢志上承《文选》，“以类相从”，分体编纂唐代诗、赋、文作品。此书在宋代的影响比《文苑英华》广，周必大(1126-1204)谈到《文苑英华》“印本绝少”，因其“卷帙浩繁，人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则宜”，而《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28]。
《宋文鉴》为南宋秘书郎吕祖谦(1137-1181)编纂，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皇朝文鉴》等。该书以江钿(约1095-1175后)《文海》为本[29]，重加芟补，始于孝宗淳熙四年丁酉(1177)十一月，成于次年(1178)十月，淳熙六年(1179)正月赐名曰《皇朝文鉴》[30]，后人通称《宋文鉴》。全书150卷，收录宋南渡以前作家200余人，诗、赋作品1100余篇，文1400余篇。该书分体编录，编纂体例亦多本《文选》，吕祖谦《奉圣旨铨次札子》云：
寻将秘书省集库所藏本朝诸家文集，及于士大夫家宛转假借，旁采传记它书，虽不知名氏，择其文可录者，用《文选》《古诗十九首》例，并行编纂。[31]
可为一证。周必大(1126-1204)《皇朝文鉴序》评其各体文的选录标准时说：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策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复谓律赋经义，国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定为一百五十卷。[32]
因此历代对此书都颇为推崇。
南宋魏齐贤(生卒年未详)、叶棻(生卒年未详)编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10卷，有《四库全书》本等。该书选录范围从北宋扩展到南宋中期陆游(1125-1210)、杨万里(1127-1206)、辛弃疾(1140-1207)、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等人的诗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但是该书所收作品以四六文为主，表、启、书、疏等应用文体占绝大多数篇幅，诗、赋只收1卷，因此本文不予分析。清庄仲方(1780-1857)编纂《南宋文苑》70卷，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书局刊本。该书上继《宋文鉴》，收录南宋诗文作家300余家，作品1700余篇，分文体为55类，除了缴指挥、进故事、经筵进义、祈谢文、史断等几类罕见的文体以外，其余文体及其排序均与《宋文鉴》大略相近[33]。因此，本文亦不将该书取作分析文本。
《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十六年(1537)晋藩刻本等。该书为元翰林待制苏天爵(1294-1352)编纂，历时20年始成，刊于惠帝元统二年(1334)。全书70卷，收录元初至中叶作家162人，诗文作品800余篇。陈旅(生卒年未详)《国朝文类序》云：
翰林待制赵郡苏天爵伯修，慨然有志于此。以为秦汉魏晋之文则收于《文选》，唐宋之文则载于《文粹》、《文鉴》，国家文章之盛，不采而汇之，将遂散轶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将来，非当务之大缺者欤?乃搜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积二十年，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名曰《国朝文类》，百数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34]
则其上承《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将元代之文“类而聚之”的编纂意图，昭然若揭。在《元文类》之前，收录元人诗文作品的总集有周南瑞(生卒年未详)《天下同文集》50卷，刘将孙(1257-?)序于大德八年(1304)，有《四库全书》本。该书亦承《文选》一脉而作，分文体为28类，大抵未出《元文类》的范围[35]，故本文不选为分析对象。
《明文衡》为明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1445-1499)编纂，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间卢焕刻本《皇明文衡》等。全书98卷，补缺2卷，收录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诗文作品1121篇，体例略本《文选》，按文体编录。此外，明人编选的当代诗文作品总集，尚有汪宗元(1530-1570)《皇明文选》(嘉靖三十三年[1554]序刻本)，张时彻(1500-1577)《皇明文苑》(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皇明文范》(万历间刻本)，张士瀹(生卒年未详)《国朝文纂》(隆庆六年[1572]吴梦铜活字印本)，何乔远(万历十三年进士)《皇明文徵》(崇祯四年[1631]自刻本)，陈仁锡(?-1634)《明文奇赏》(天启三年刻本)等。这些总集，有的专收赋作与文章，不收诗篇[36]，有的分体编录体例与《明文衡》相类似[37]，因此本文均不取作分析对象。
《文章辨体》为明左副都御史吴讷(1372-1457)编纂，刊刻于英宗天顺八年(1464)。全书50卷，外集5卷，收录先秦至明初诗文作品，分体编录。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云：
文辞以体制为先。古文类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六十卷、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东莱《宋文鉴》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后《文章正宗》四十卷、苏伯修《元文类》七十卷为备。然《文粹》、《文鉴》、《文类》，惟载一代之作;《文选》编次无序……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例，卒难寻考。故今所编，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类(按，“类”疑为“体”之误)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38]
然则其书遵循“每体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的编纂体例，亦为《文选》之流裔。
《文体明辨》为明左给事中徐师曾(1517-1580)编纂，系在吴讷《文章辨体》的基础上加以增益，始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迄隆庆四年(1570)秋，历十七年而后成书[39]。徐师曾《文体明辨序》云：
《辨体》为类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辨体·外集》为类五，今《明辨》附录二十有六;进律赋、律诗于正编，赋以类从，诗以近正也。[40]
全书共84卷，收录上古至明初诗文作品，条分缕析，不厌其详。明清之际贺复征(1600-1646后)编纂《文章辨体汇选》780卷[41]，以《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二书为蓝本，“别类分门，搜罗广博”，分文体至122类。但一者因为该书不收诗赋，二者“其书秘存抄本，传播甚稀”[42]，对总集分类影响甚微，故本文不单独罗列，间或用以与其他总集相对照。
《明文在》100卷，清薛熙(康熙间人)编，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古渌水园刻本。该书仿《文选》体例，分体选录明人诗文作品2000余篇，各体之中，所选文章又以类相从。
此外，清乾隆间张廷玉(1672-175)等奉旨编纂《皇清文颖》124卷，有《四库全书》本。该书虽意在继武《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但是该书在编纂体例上另起炉灶，将文集与诗集分列，先文集，后诗集，而且“诸体未能悉备，与《文粹》诸编，体裁小异”[43]，因此本书不作论列。至于清代姚鼐(1731-1815)《古文辞类纂》74卷、曾国藩(1811-1872)《经史百家杂钞》26卷、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100册等总集，虽然也兼收诗文，分体编纂，但在编纂方法上与《文选》分道扬镳，采取的是合并同类、以简驭繁的方法，故本文均不作详细论列。
综考上述诸总集，虽然都是按文体分类编纂的，但所区分的文体，各书不尽相同。《文选》分文体为39类[44]，《文苑英华》分为39类[45]，《唐文粹》分为26类[46]，《宋文鉴》分为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类[47]，《明文衡》分为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类[48]，《明文在》分为46类。各书文体分类对照情况，详见本文后附录《历代〈文选〉类总集文体分类对照表》。
三、历代《文选》类总集的选文范围
从总体上看，《文选》类总集的选文范围，大致不出《文选》所厘定的狭义之“文”的界限，但是略微有所增损。
《文选》之“文”与挚虞《文章流别集》所谓“文章”，应有密切关系。挚虞《文章流别集》所谓“文章”，究竟包括哪些文体，因为原书已佚，无法详考。但从现存《文章流别论》的逸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书所收录的“文章”，至少包括诗、赋、颂、七、箴、铭、诔、哀辞、解嘲、应宾、连旨、应间、碑等13种文体[49]。早于挚虞，曹丕(187-226)约作于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典论·论文》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论之“文”(即“文章”)，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4类8种文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50]
与挚虞大致同时，陆机(261-303)约撰于西晋永宁元年(301)的《文赋》云[51]：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52]
他论及的“文”，包括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总起来看，上述诸人所论及的文体，大都是抒情性、说理性、实用性的各种文体，叙事性文体仅陆机所列“碑”一种。这大致可以反映出汉末至魏晋近100年中人们对“文”或“文章”的构成的基本看法，这一基本看法无疑成为当时人们编纂总集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