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的讨论现在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结论，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除非有新的材料的发现，恐怕也不可能有结论。在没有结论之前，按习惯的处理方法，仍系于司空图名下为好。不过，这次的讨论，却为古文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陈、汪二先生力证向无疑义的《二十四诗品》为伪作，确实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疑点。古文论中需要加以辨析的文献还有不少，如《礼记·乐记》、《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序》等等，诗话的问题多多。认真对待文献的真伪应该是古文论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的工作。忽略文献而空谈理论，解决不了古文论的正确解读与评价问题。但此次讨论，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文献的考辨中如何掌握好分寸感。所谓分寸感，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证有易而证无难，这是从事文献工作的常识。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也就只能说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值得怀疑，如此而已，并不能证明其未曾存在过。文献的流传，情况异常复杂。即以司空图来说，崎岖于战乱之间，成书之后，或者传本不多，或者毁于战火，偶有一本在数百年之后出现，也非绝不可能。何况，宋、元人是否见过《诗品》，也还难以定论。古文论是一种理论形态，从理论自身加以辨析，应是一种提供证据的方法。不过在理论辨析时，也还是存在一个分寸感的问题。人是复杂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即以司空图来说，说他立身依据的是儒家思想，而他的《诗品》表现的是道家倾向，两者异趣。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不准确的。且不说司空图的思想儒、释、道都有，即使他仅有儒家思想，也难以证明他就不可能写出《诗品》。在古人那里，人生信仰与生活情趣往往有差别。思想上信奉儒家，生活情趣无妨是道、释。司空图诗中的道、释趣味就十分明显。此种道、释情趣，正是《诗品》所追求的诗趣;也是当时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诗歌思潮的反映。强指其不能同一，恐怕是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无论是考证还是思辨，都应该力求准确，李庆在他的文章的结尾中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把这一点说得非常好。他说：“通过讨论，我想，对于提高大家的考证思辨水平有所帮助。要求我们在论证时，更加用词准确，逻辑严密，推论正确。在科学的研究中，任何以舆论为根据喧哗，任何夸大其词的鼓吹，都无济于事，真正有力量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这次讨论，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当然，也有一些遗憾。在此次的讨论中，曾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汪二位先生否定了司空图的《诗品》著作权，“让有些人感情上难过，思想上难通。”有的青年学者信以为真，还把这类流言写进文章。48 这就把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变成了一个争个人话语权力的无聊的问题，是不可取的。

五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除了文献的搜集整理取得很大的成就之外，对于文论史上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深化了。

例如，对儒家的文学观念、文学主张和由之而引起的种种文学思潮的理解与评价。儒家文学观的一个影响深远的主张，当然是诗教说。诗教说百年来探讨最多的，恐怕要数诗言志、六诗六义说和诗《序》的一些问题了。诗《序》的问题涉及作者、大小《序》之分诸端，历来聚讼纷纭。作者问题，自汉至晋宋间，原有子夏与卫宏二说。至宋人始异说纷呈，大抵不信子夏作《诗序》之旧说。清人一反宋学，复提《序》出子夏。其间又引申旁出，诸说不可胜记。四库馆臣归纳概括，举出十一说，而称“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四库馆臣间接的否定了《序》出子夏的说法，只是说出在毛苌之前。但前到什么时这一领域。这里要特别介绍王德明的《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98和蒋寅的《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兼论八股文法与诗学的关系》99 王著论述了中国诗歌句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演变轨迹和发展动力。蒋著则追遡诗学中起承转合之说的由来，论其与八股文之关系，及其在诗学中之展开。古文论中的技法理论似尚有不少的研究空间，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七

在粗浅的了解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的大致情形之后，颇有了一些感想。

百年来的古文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似有所偏重。从研究的时间段落看，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的人较多，成果既丰富，也似乎较为深入。明、清相对薄弱，成果较少，留下的空白面也较多。从文体言，诗文理论研究多而小说、戏曲理论研究者相对较少。从专家和专著研究言，偏重三大著作：《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陆机、苏轼、王世贞、金圣叹等人。犹其是《文心雕龙》，研究论著几占全部古文论研究的五份之一。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当然与古文论自身的分布特点、与其学术成就的高低有关。但是与研究者对于古文论的全面了解或者也有一些关系。上面这些多人涉足的领域，可以说都是古文论中最为显露的部份，是进入这一学科谁都会看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更全面的了解古文论的面貌，除了这些显露的部份之外，深藏的、边缘的部份，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举个例来说，对于诗话，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史的或者史论的专著，也有了不少的重要诗话著作的专论。但其实对于诗话我们了解的并不很多。它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明清诗话，我们并未作认真的清理。现在蒋寅和张彭寅先生已在作这方面的工作，听说数量非常之大。当然这些诗话中的很大一部份不会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全面的了解对我们最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更细致的了解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落的审美趋向，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特别是清代以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在诗话里会有踪迹可寻。二是我们或者有可能寻找到意外的金子。在一些我们不大看得起的无名评论家的流传很少、甚或仅存手稿的诗话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精采的见解。再举个例，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思潮开始重视起来了，有了不少专著。但是更细致的研究还是有许多的课题等着我们去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士人阶层，同一阶层的不同群落，文学观念是很不同的。这些不同因为什么、如何交错?还需要清理。我们有了研究晚明佛学与文学的关系、心学与文学的关系、士风与文学的关系(如性爱风气)、商业与士风进而与文学的关系等等的专著，但是所有这些方面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影响某一位或者某几位文学家的文学观念，通过什么途径，这途径有多少层面，等等，我们似乎还需要花许多的力气去弄明白。清代文学理论批评尚待开发的园地就更多，可以说比比皆是。寻找研究空白，进行专题的深入的研究，恐怕是今后古文论研究的主要的工作。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互相包容，是此一领域取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细检视成果，我们似乎可以说，有着较好国学根基、建立在详尽的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从理论切入，再寻找材料加以说明的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历史实感上似稍有欠缺。从已有成果看，绝大部份都是停留在对于古文论本身的分析判断上，结合创作实际解读古文论的较少。我们也有了比较文论的研究。老一辈学者如钱钟书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朽的成绩。近年来比较文论的研究发展很快。台湾的侯健、古添洪，香港的黄维樑，大陆的曹顺庆和他的一大批学生，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曹先生的学生还发表专文，举起“四川学派”的旗号，并论其特色。这无疑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当然，可能由于此一领域对于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而真正做到中西兼通又不那么容易，因之这方面的成果在深度上似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