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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论著的数量极大。要全面的深入了解，难度是很大的。近十馀年来，已有不少古文论研究回顾的论著，1 该说的似乎已经都说了;还没有说到的，正是很不容易说的部份。以一人之精力，要浏览一遍数百部研究专著和数千篇研究论文，就每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出具体的研究进展，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说的，只是一点印象而已。

一

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史从何时算起，是一个界线不很清楚的问题。如果仅从对于已有的文论作解读和评论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汉代就开始了。汉人对于《毛诗序》的解读，就可以看作文论研究。类似的研究历二千馀年而没有间断。它虽然没有间断，但也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零散、带着随意涉及的性质。有的还时常与其它的学科混在一起，如以经学的面目出现，或杂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在批评作家作品与阐述文学理论问题时附带评论他人的批评与理论。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以前，古文论的研究还是其它学科的附庸。但是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在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独立成科了。它开拓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个研究的疆界，建构起它的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描述了它的史的大略的研究构架;而且，开始了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探讨。它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与其它学科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使它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

这个学科建立的时候，并不称为“古文论”，而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这一学科的命名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问题，学术界不时有所议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理说，就不包括文学理论。虽然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除了这样的文学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份不涉批评而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如《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等，把这个学科命名为文学批评史，就应该把这一部份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排除在外，此其一。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但是这一学科从它萌生之日起，专题的研究就与史的研究并存着，越到后来，专题的研究所占比重越大。有的史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专题的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其二。至少因了这两点，这一学科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不准确的。或者正是因了这不确切，有的论著就称为理论史(如蔡钟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的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其实，如果要给这一学科一个较为确切名字，似乎还是称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好一些。从研究的对象说，既可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可以包括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从研究的角度说，既可以包括史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专题研究。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也未必能为学界所共同接受，既然约定俗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种种的名称，恐怕是还要并存下去的。

对这一学科的名称作了必要的说明之后，就要来简略的说明它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经过。古文论研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初，虽已有零星的古文论研究论文发表，如：1910年陈受颐在《南风》发表《文学评论发端》，2 1913年廖平发表了《论〈诗序〉》，3 1916年刘师培发表了《文笔辞笔诗笔考》4 。但古文论的整体面貌如何，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十世纪初古文论的专题研究也已经进入大学课堂，如：1914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讲《文心雕龙》，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同一时期，刘师培也在北大讲《文心雕龙》，部份讲稿曾由罗常培整理发表。但古文论作为一门完整的课程，也还是后来的事。到了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古文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雏形才算确立了起来。陈先生在这书里虽然还没有对古文论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作出明确的论述，但他已提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不同义界。对于“文学”的界定，他举我国传统关于“文”的种种界说，并举西方三位批评家的见解加以比较，特别提到美国人亨德(Thevdore W. Hunt)的见解：“文学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在比较我国与西方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之后，陈先生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而对“文学批评”，他则列出了十二种的方式，而称自己将用其中的四种，即：归纳、推理、判断的与历史的批评来衡量我国的古代文论。他对于文学批评的了解，显然也受到中西各方的影响。在简略阐述他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解之后，他又简略的对中国的古文论的特点做了描述，并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念，分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为八期，列专节的批评家九十三人5 。在体例上则专家、专著的论述与理论问题的论述交错进行。6 有研究对象性质的界定，有研究方法的选择，有总体规模的简略描述，有自己的体例，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了。

当然，与任何学科初创时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粗糙、幼稚和缺点一样，陈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带着草创时期的特点。他为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规模画了一个粗轮廓，没有展开来进一步深入探究。全书仅七万馀字，唐前即占三份之二。我们知道，宋以后的文论在数量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而篇幅仅占三份之一，其简略可知。例如，介绍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观，尚不足五百字;三袁、钟惺、谭元春的言论一条未引，只引朱彝尊论此两派之材料各一则。又如，晚唐诗格，数量不少，而陈书仅言：“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至于有何种之诗格，并无任何之交代。可以说，陈先生此书，并未对古文论之资料做全面之搜集，只是粗列规模，点到为止。它的作用，是初步的奠基。进一步为这一学科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先生。1931年，朱先生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一课程的讲稿在出版之前就在高校中流传。7 到1943年，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出版时，在序里说到它产生的经过：“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重加订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完成第三稿。”1937年刚开始排印，抗战暴发，稿件丢失，直至1943年，才将第三稿的上半部与第二稿的第四部合併出版。朱先生的这部著作，虽名为“大纲”，实则较之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唯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扩展(近二十六万字)，而且对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性质，也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朱先生在书的序言里，说到他编写的三原则：一是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二是不对诗、文评分门别类的加以评论，而是对每一位批评家各方面的组合加以评论。三是“详近而略远”。 在这三个编写原则之外，他还有三个说明：一是对于批评家和批评材料的选择，不可免的带着主观的色彩;二是有自己的史观史识;三是对于文学观念的流变与批评家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不加以判断。他说：“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周勋初先生在评论朱先生的这部《大纲》时，除了朱先生序向为学界所极端重视;而且还因为它的思想倾向与晚唐诗歌创作中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思潮相一致，如果它确非唐人所作，则不唯对于古文论的发展脉络须重新梳理，对于晚唐诗歌创作的走向也须重新加以解释，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记得陈、汪二位在新昌唐文学会议上提出此一问题时，我因故未能赴会，托吴在玉君在会上宣读书面发言，其中有“此说一出，石破天惊”之语。在那个简短的发言中，我还初步的提出了几点疑问。当时之所以说是“石破天惊”，就是因为此一问题牵涉过广，必将引起很大的震动。陈、汪的论文发表后，好几位著名学者表示同意;但也有怀疑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就此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赞同与质疑均有。张健认为，对《二十四诗品》作者提出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否定了《诗品》作者为怀悦的说法。他把《诗品》作者问题的焦点，归着到《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上。他提到明初赵撝谦曾引用过《一指》，远在怀悦之前。《一指》还有另一个本子明史潜校刊《新编名贤诗法》本，名《虞侍书诗法》。他认为元人虞集作《一指》包括《二十四品》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人所伪托。无论如何，张健是把《诗品》的作年，推进到元末明初了。38 与《诗品》作年有关，是苏軾是否见过《诗品》的问题。苏軾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提到司空图诗论时说“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此“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向无疑义。而陈、汪二先生则认为，所谓“二十四韵”，并非指《诗品》而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诗，苏軾并未见过《诗品》。陈良运、王步高先生不同意此说。陈以为是指“韵外之致”的“韵”，高以为是指“风韵”之“韵”，均指《二十四诗品》而言。是否有二十四联诗?何以“不识其妙”?都还存在不同的解释，苏軾是否见过《诗品》，也就一时不易论定。关于第二个问题：《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之立身原则、论诗杂著之诗歌主张是否一致的问题。汪涌豪先生认为，司空图的立身以儒家思想为基调，而《诗品》的思想基础则是道家;司空图论诗主韵味，另有其渊源，与道、释思想无涉;而《诗品》却表现为明显的道家倾向。而且，司空诗论，与《诗品》在理论形态上也有区别。39 此一点也有不同看法。张少康先生认为，司空思想与其诗作，既有与《诗品》不尽相同处，但也有相同处，不能仅从异的一面论定。40 至于理论形态异趣之说，也有不同的看法。所谓理论形态异趣，其实指的是理论内涵是否相同。在《诗品》研究中，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诗品》以描述的形式表达“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诗歌主张，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关于《诗品》描写的景物为江南所特有的问题。我在新昌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已列举元代诸多游王官谷的诗文所写景物与《诗品》一致，不存在因景物描写而证《诗品》非司空所作。第四关于唐末无以四言诗论诗的问题。江照斌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唐人常用四言描述的形式论书论画论文论诗论人论修禅的方法，《诗品》的论诗形式，与晚唐人的习惯完全一致。41 在关于《诗品》作者的争论中，同意陈、汪之说者，还有不少的补充，如说以“雄浑”范畴论诗，乃宋以后的事;42 有说宋以前无以“品”论体者，其时之所谓“品”，乃指等级而言;有说署名南宋人王唏的《林湖遗稿序》虽提到“二十四品”，但该序显系伪作，不足以为证者。43而怀疑陈、汪之说者，也还有不少的文章。44 直到最近，还有这方面的论文问世，如从《诗品》的用韵与司空诗作用韵相一致而证《诗品》确为司空所作;45 从文献的考察论不能轻易否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等等。46 也有一些学者，持存疑的态度，即现存史料，既不能完全证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也不能完全证定其非司空图所作，只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