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缝接，是以生命分内对待文学，文学和生命并存互融。屈原的人格尽见于《离骚》，司马迁的禀性流露于《史记》，陶渊明的逸志豁露于诗赋，一部《文心雕龙》，寄托了刘勰以文用世的心事。生命天予，生命的内容有意义，这才合乎道，文学体现生命的意义，在生命的深层与道相融无间。研治古代文论，若仅依循“模仿论”的思维模式，固然可达到条分缕析，肌理分明的“方以知”效果，甚至“术语”亦得到规范，但于“入道见志”，则相距十分遥远。在自觉沟通不同学科如史学、哲学、考古、文献、目录等外，还须了悟文学思想背后的民族思维特点，寻求文论思维的原点，否则米盐博辩，始终户外徘徊，而登堂入室，于愿有违。孔门开出的思维，自内心灵明一点处外推，“万物皆备于我矣”，一切心内具足，无须外求，“诗言志”乃从心志上谈诗，不是从外在环境说诗，谈赋物、取象、立意、造境，以至兴会、神思、风力，全都由此心出发，用《易传》的说法，是“圆而神”的生命体悟。从生命体悟开出的文论，解释性质的内容相对薄弱，由此惹来差近一世纪学术界的非议：诟病文论缺乏系统性与文字“术语”的严谨性。这样皮相肤泛的意见，当今浸如“事实”，即使港澳十余岁罕及中国文学的少年后生亦侃侃而谈，大发“高论”。这种对自家宝藏的无知，于新世纪中华传统学术的再深一步开展，不但有害无益，而且是深层的破坏。因此，要明白文论中主体心知体悟的特点，于古文论研究领域逐步提升，一方面求真，另一方面亦可免后学者菲薄自家的文化智慧。
以上所谈，只属偏思管见，野人献曝而已。事实上，方今国内外致力于古文论研究的学人为数不少，除学理分析之外，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亦全力以赴，为今后学界提供完备的研究资料，像卢盛江教授的整理《文镜秘府论》，备尝艰苦，闻者动容。本人深信，中国学者凭着这股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古代文论的研究，在新世纪的学术环境中，必能再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