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在出版于1941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论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论语》的不少段落里，“写孔门师弟的形象，都各有他们的特征”，并以《先进》篇的《待坐》章为例，指出：在这段“具有文学意义的记事文”中，“不但写出了孔门师弟闲谈时的活泼从容的气象，而且从各人的谈话中还表现了不同的性格”，子路率直中有浮夸，曾点活泼中显潇洒，孔子“态度亲切，思想明智，胸襟开阔”。[27]胡念贻认为，《论语》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主要在于成功地刻画了孔子这个人物形象。文章指出：“这部书所写的人物，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这是第一次出现”，“《论语》里面所写的孔子的形象，还是相当丰满的”，“《论语》中对孔子形象的描绘，它的动人之处……是在于它通过孔子生活中，一些具体事件的描写表现了他的性格”，其方法有三：一是用静止的描写作细心的刻画，二是通过生活中一些具体的事件表现他性格的丰富复杂，三是通过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关系以及与一些隐士或不同众流的人的交往中作细腻真切的表现。胡文还认为：这部书对众多人物的各自的性格作了生动出色的描写，但“这一大群人物形象的写出，主要是为了衬托孔子的思想和他的人格。”[28]文章大处着眼，细处着手，论述充分，颇有说服力。吴景和认为，《论语》“所描写出来的孔子形象，按照其性质来说，是个喜剧角色。”这一角色的成因是“孔子追求的目的与历史发展的不协调”，“他做了一件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时却像演着悲剧那样严肃”，“作者很善于通过行动写出孔子这种复杂的精神生活”，“写人叙事时，重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描写”，因而是“当之无愧的传记文学的祖型”。[29]所论颇具特色。尹建章也对此进行了精到的分析，认为《论语》通过展现人物性格充满生活气息的具体环境、描写仪态容貌和动作以及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呈现了“面貌清晰，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而描写人物“主要采用客观抒情的方式，即用人物自己的语言直接抒发各自的喜怒哀乐之情”。文章在肯定其文学性和“近似文学作品的写法”的同时，提醒人们要注意《论语》与纯文学作品的区别，一是限于真人真事，“不像其后的纯文学作品那样，对生活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二是零章碎节，互不连贯的记录形式，使“人物思想性格没有发展演变的过程”。[30]立论较为稳妥。曹文星则认为，《论语》“以实录的现实主义手法，用抒情的笔触，塑造了孔子的艺术形象”，“透过孔子形象的塑造，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一种道德，一个时代”，并引用巴尔扎克的话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表现了最大量的思想”，因此，作者认为：“《论语》无疑是典型化的优秀作品”。[31]观点亦有特色。

在对《论语》人物描写研究的同时，研究者还对其与后世叙事作品的渊源关系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论语》中孔子、子路形象的个性特征鲜明且有多方面展示，同时比较了《史记》和《论语》对孔子的记叙，认为《论语》详于言论而略于行动，只记小事而不记大事，只记片断而不求系统，因而孔子的面貌虽不够完整，但却十分具体且细腻传神，在表现精神状态和风度气质方面，比《史记》要丰富得多，《史记》“从《论语》中吸取了许多营养”。[32]傅修延从叙事学角度对《论语》的人物描写作了探讨，认为“以言见人”是其显著特征，以孔子之言为中心，对具体语境稍作点染，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叙事意味的相对独立单元或片断，人物的个性气质在读者心目中获得了鲜明显现，“整部《论语》简直就是一部人物画廊”，“以如此之少的文字刻画出如此之多的形象生动面貌各异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亦属鲜见”;同时作者还注意到它与《世说新语》这样的雏形小说的联系，认为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世说体”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论语》以精粹之言为“眼”的叙事模式，并对其间的异同作了简要论述。[33]虽然简略，但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循此思路，《论语》的人物形象艺术与小说、戏剧艺术的渊源与影响研究，将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课题。然而在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某种简单套用现代概念的倾向。《论语》主要记述的是孔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不可否认从中可以窥见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性格，但毕竟是粗略的、片断的，与后世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尚难同日而语。

三、文体特征与总体风貌研究

《论语》作为一部孔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记录的语录体著作，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崇德重用的特色，用现代观念的先入之见来评价其文学性，引述西方话语方式评说其艺术特色难免未达一间的隔膜感，因为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因此，不从既有概念出发，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揭示其特征与风貌，应是《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题内之义。

铁民、少康、光烁《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问题》一文认为，从形象、情感等概念入手来评价《论语》的文学价值，“是把路子走窄了”，因为“它不甚切合我国古代散文的实际情况”。[34]吴景和认为，《论语》虽然“渗透着作者的生活和美学理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然而其中的不少篇章，“并不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着力于分析具体的个别现象的一般性质，运用逻辑概括来反映世界的”，“整部《论语》充溢着学术论文的气息”。[35]虽然切中某种实质，然作者浅尝辄止，未能展开论述，况且《论语》的语录体的著述方式，限制着它的“学术论文的气息”和“逻辑”性，因而与后世的政论文、学术论文毕竟有较大差异。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一文，[36]把《论语》定位为一部“孔子讲学论政”的“说理性散文”，并且从说理散文的发展状况着眼，比较深入地论述《论语》说理方面的写作成就。作者认为，《论语》在说理方面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是一家之说，虽然没有构成整篇的文章，集中地对某一问题进行剖析和论述，但把散在各章的有关某一问题的言论集中起来，其观点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说明一个中心问题，因而符合“弥贯群言，精研一理”的论著的基本要求。第二，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章节属于说理性质，分别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判断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论证方法，绝大多数章节条贯清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第三，全书用当时的普通话“雅言”写成，语言明白简练，使用多种修辞手法来说理，比较生动活泼。关于《论语》的逻辑性问题，赵纪彬认为：“孔子根本没有‘类’的概念”。 [37]李文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以具体的例证说明，孔门“在逻辑思维方面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表现为：一、概念明确周密，“论断的逻辑性很强”;二、说理时已能运用复杂的判断形式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表现深刻的思想;三、已能较熟练地运用因果、类比、演绎、归纳等推理方法，“论证方法灵活，推理相当严密”。因此处于说理散文初级阶段的《论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和不足”，但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前所未有的”，是“说理散文发展史上重要的突破”。此文视角新颖，论述深刻，对认识《论语》乃至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特质和文体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注意。

谭家健认为《论语》是一部“以说理为主的语录”，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章史上具有首创性。谭氏对语录体的文体特征作了探讨，认为“虽然它不是纯文学形式”，却是中国古代“一种文章或著作的体裁”，并对绵延不绝、代有佳作的情况作了梳理，对其流变得失有要言不烦的精当概括，填补了关于语录体及其发展研究的空白。[38]朱玲认为，《论语》作为语录体散文“用独特的说理方式记录思想的精华”：1、“写小品做大文章”，“用看似随意的结构形式驾驭了一个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2、“讲小故事论大道理”，“以小见大的手法确实高明”;3、“洗炼精审的小语录，处世安邦的大手笔”;4、“行之于文，喻之于理的语言风格”，5、“诗的语言和韵律”。[39]在对《论语》文体特征的把握上较有新意。

关于《论语》散文的总体艺术风格，一些论著在讨论其文学价值、艺术成就时虽时有涉及，但切中肯綮者不多。陈平原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论语》的风格特征，认为它不以“思辨”而以“气韵”见长，表现为：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叙述风格、“坐而论道”的神态气韵、于淡泊中透露出来的“气韵生动”，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40]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一文，[41]从趣味性这一侧面入手，对《论语》的散文艺术风格作了颇为新颖独到的阐述，是一篇有创意新见的论文。文章认为，《论语》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成功和显著特色，是“‘讲学语’与文学趣味性的高度融合”，“常常借助于口语化、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所造成的理趣、情趣与谐趣，使得行文风趣自然、生动含蓄，读来毫无枯燥、晦涩之感，在作者平易近人、娓娓动人的叙述中，领略到文章所宣示的旨趣甚至是深奥的哲理。”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论语》的趣味性作了深入研究，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理趣，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直接利用生活现象和自然现象，赋予常见事物以特定的哲理内涵;二是浓郁的生活情趣，在哲言睿语的记叙中，往往穿插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断，甚或无关宏旨的小事，闲中着色，为文章平添了无穷的乐趣;三是引人入胜的谐趣，就是机智而巧妙地运用幽默、诙谐、戏谑、讽刺等多种喜剧手法，或妙趣横生，或入骨三分，“闪射着智慧之光，给文章增添了喜剧的色彩和风味。此文视角独到，论述也较透彻，对突破陈见，创出新意，把《论语》散文艺术风格的研究引向深入，颇具启发性。

以上对百年的《论语》散文艺术研究作了一番匆匆巡礼，挂一漏万，评说亦不免失误，然而仅从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论语》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成绩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相对于哲学观点、社会政治思想等的研究来说，《论语》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还有不少缺憾。首先，要对理论上存在的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论语》散文艺术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从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论语》及其他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特点，在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任何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式，都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和独特魅力。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论语》散文艺术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引向深入，应当成为未来《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论语》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其散文艺术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思潮的干扰，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导致了研究的浮浅，很多领域与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甚至还有不少“空白”存在。因此，进一步拓展《论语》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寻求新的突破，乃为事所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