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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探究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i]一代大师王国维在本世纪前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献，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当代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自然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

说起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一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了。它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的文学史的认识。在这方面，敦煌文学的发现，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写经、文书和文物共4万余件，敦煌文学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让那些慧眼识珠的学者们惊叹不已了。因为那里面不但包括了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和其它文体的大量作品，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早已失传、多少代已经无人知晓的文学珍品。例如，《云谣集》本是晚唐时编选的一种规模较大的歌辞集，早于《花间集》和《尊前集》，是当时社会流传的比较完备的歌辞选本。它的发现，就是我国词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研究词的起源、词的形式和词的创作等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所以，早在1917年，当朱孝臧得到董康欧游时所录《云谣集》伦敦本之录文和吴伯宛本石印本之董康录本后，就把它印入《彊村丛书》，并对之大加推崇，说它“其为词朴拙可喜，洵依声椎轮大辂，且为中土千年来未睹之秘籍。”[ii]

不过，国内学者最早关注它的，可能还是王国维。1909年，罗振玉等人将所得部分敦煌书卷编为《敦煌石室遗书》，法国人伯希和回国后，同年又从法国寄给罗振玉一些敦煌写卷照片，其中就有《云谣集杂曲子》，但罗氏没有注意。王国维则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巨大文献价值，在1913年所写的《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中就说：“上虞罗氏藏唐写《春秋后语》有背记，……末有词三阕;前二句不著调名，观其句法，知为《望江南》，后一阕则《菩萨蛮》也。……据此则《望江南》、《菩萨蛮》二词，开元教坊固已有之。”[iii]1919年，当他看到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从欧洲抄录的《云谣集》部分文字之后，又进而指出这些曲子“固开元教坊之旧物”，并与郭茂倩《乐府诗集》、《花间集》等同调名之作做比较，得出“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等初步结论。[iv]

正因为《云谣集杂曲子》有如此重大的价值，所以，早在1932年，郑振铎先生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就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汉文卷子里，有《云谣集杂曲子》一种，……这是真正的民间的词，我们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的。”[v]他又在《云谣集杂曲子》校跋中写道：“唐五代词存于今者，于《花间》、《尊前》及《二主词》、《阳春集》外，寥寥可数。今此本复现人间，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的大幸!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这个发见，是可以使论词的人打破了不少的传统的迷障的。”[vi]可见，正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让我们这一代人有幸知道了唐代的这些优秀歌词作品，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文学史的看法。正因为如此，自罗、王、朱等人之后，刘复、龙沐勋、杨铁夫、吴伯宛、董康、郑振铎、冒广生、唐圭璋、王重民、任二北、俞平伯、张次青、蒋礼鸿、饶宗颐、潘重规、沈英名、孙其芳等人，都对它进行研究。[vii]其中王重民、任二北、唐圭璋、饶宗颐、潘重规、沈英名等人取得的成就更大。[viii]

《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作品，只是敦煌文学里曲子词中的一小部分，现在搜集最全的敦煌曲子词，以张璋、黄畲编辑出版的《唐五代词》为最，共收录作品494首。又据刘尊明提供的信息，由中华书局约请曾昭岷等人合作编纂的新编《全唐五代词》，共收录作品633首，其中199首为“性质较明确的敦煌曲子词作品”，434首“为存疑待考的敦煌曲子词作品”。[ix]这633首作品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已经超出了对于这些作品本身的解读。用任二北的话说：“综观五百余词内，国计民生所系，人情物理所宣，范围已不为不广：儒道释三教皆唱也;文臣、武将，边使、番酋，侠客、医师，工匠、商贾，乐人、伎女，征夫、怨妇，……无不有辞也。除诡喻淫虐一端，视元曲犹逊外，其它皆无多让。此犹见于西陲一隅之所能储者耳，当时四方天下之乐曲，倘合而观之，其所涵盖孕育者为如何，当不难由此度之。”[x]唐圭璋则说：“自唐词发现后，足以解决词学上之疑问甚多。如词为诗馀之说，词起于中唐之说，慢词创自柳永之说，唐人无双调《望江南》之说，李白不能作《菩萨蛮》之说，杜牧不能作《八六子》之说，皆可以不攻自破。”另外，从《云谣集》等作品中，唐圭璋还归结出调与题合、二令慢词兼有、单双叠兼有、字数不定、平仄不拘、韵脚不拘、平仄通叶、用方言、不限闭口韵、入叶去上、上叶入、叙事等要点，并最后指出：“此外敦煌所出唐词，如《望江南》、《菩萨蛮》，可证唐词原有衬字;《鹊踏枝》有两‘语’字，两‘里’字，可证唐词不避重复;《杨柳枝》用绝句，于每句之后，添入四字或五字，可证唐词有和声;《鹊踏枝》上叠人恨鹊语，下叠鹊答人语，可证唐词的自序，亦有对话，开曲之先例。词曲并源于隋唐音乐，故观此集，不独可辨词学演进之趋势，亦可窥词曲沟通之消息也。”[xi]

其实，我们上引任二北、唐圭璋先生所言，已是几十年前的认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从敦煌曲子词中所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举例来讲，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借重于敦煌曲子辞提供的新材料。如作者在本书第三章《曲子》的结尾中这样写道：“在隋唐五代，曲子是联系其它各种音乐体裁的一个中心环节。……每一种流行的音乐作品，都有两方面特征：第一，它有比较成熟而稳定的曲体，否则它就不能流行;第二，它在流行中必须获得各种演唱手段的补充，否则它就会僵化。因此，曲体基本稳定，声情表现丰富，是曲子的又一个特色。这就决定了曲子辞的依调填辞的特色。……敦煌曲子辞可以看作是这种因声度词的文学的代表。”“……而在敦煌写本和《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酒泉子》、《回纥》、《献忠心》、《苏莫遮》、《临江仙》、《春光好》等一大批无名氏曲子辞，赖有写本和内容的时代特征而被发现。《教坊记》所载的数百调名、《敦煌歌辞总编》所载的数十首盛唐杂言曲子，揭明了盛唐杂言曲子的盛况。”[xii]至于敦煌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和其它文体的发现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并不亚于曲子辞。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

除了敦煌文学之外，近百年来出土的另一批重要的文学文献，当数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了。如果说，敦煌文献主要集中于唐代，对于唐宋文学的研究具有更大的价值，那么，由于马王堆帛书至迟也是汉文帝十二年之前的文献，它对于先秦文学的研究就有着更大的意义。

马王堆出土帛书文献，经专家考定共有28种，计12万余字，其中和文学关系密切的有《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黄帝四经》等。先秦本是文史哲不分的时代，上述作品，在客观上就不仅是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同时也是文学史研究的著作。

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记事年代分别相当于《左传》和《战国策》，其记事与文笔却与二书略有不同，使我们对于先秦历史散文的写作整体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战国纵横家书》，在写作艺术上与《战国策》相似又别有一番情趣，同样可视为先秦历史散文中的优秀作品。同时，它的发现，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一段历史事件，如关于苏秦事迹的新的了解;甚至更正原来历史文献中的一些错误，如《战国策》中的触詟应为触龙。而通过帛书研究，我们可知最初的《老子》也许正应该是《道经》在后，《德经》在前。因为帛书《老子》的编排顺序正是如此，这与《韩非子》一书中《解老》、《喻老》先解《德经》后喻《道经》正好相同。至于黄老帛书四篇《经法》、《经》、《称》、《道原》的思想体系，正属于汉初以前的黄老之学。[xiii]利用这些新材料重新认识先秦文学，正在显现出一种新的气象。举例来讲，在郑杰文的《战国策文新论》一书中，《战国纵横家书》等出土文献就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了。[xiv]

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一样引起学术界巨大轰动，并将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近年来郭店楚简的出土。郭店楚简于1993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虽数经被盗，仍幸存八百余枚竹简，其中有字简共730枚，大部分完整，所写大约13000余字，都是学术著作。经专家整理后可分两部分，一是道家著作四篇，包括《老子》甲、乙、丙篇和《太一生水》一篇;二是儒家著作十四篇，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据专家考证，该墓是一座楚国贵族墓地，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由此，可知竹简的写定至迟不会晚于此时。[xv]

郭店楚墓竹简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写于战国时期的道家和儒家著作，其意义之大是不言自明的。自1994年12月15日在《湖北日报》发表消息后，立刻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轰动。目前，一批研究成果已经面世，在学术界再起波澜，仅在1998年5-6月间，就在中国和美国先后召开了3次学术研讨会。虽然目前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xvi]但是它在文学研究领域将要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工作，今天已经有人开始了。

除敦煌文学、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文献的大批出土外，一些零星的文学文献出土，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材料虽然有限，但是却可以为我们解决文学史上的某些疑难问题提供坚实的证据，甚至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看法。举例来讲，如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学家中，除了屈原、宋玉之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唐勒与景差，《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说唐勒有赋四篇，但是却没有流传下来。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却发现了唐勒赋的残篇，[xvii]此文的发现，不但证明了《史记》、《汉书》的记载真实性，让我们了解了唐勒赋的艺术特点，而且有助于对宋玉赋真伪问题的鉴别，“战国时代会不会有散体赋形式的出现，曾是研究者判断宋玉赋真伪问题的论据之一。唐勒赋的被发现，则对断定今传宋玉赋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的证据。”[xviii]

再如，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也曾发现大批竹简，其中有《为吏之道》一篇，后面附有八首韵文，其格式竟与《荀子·成相篇》相同。谭家健指出：“清代及近代学者曾经提出，《成相》篇是仿效当时民间歌谣而写成的政治抒情诗。但缺乏实例，无法类比。《为吏之道》的发现，证实了这种推测。……云梦旧属楚，荀子曾为楚相春申君门客，完全有可能接受楚国地方通俗文艺形式的影响。”并进而推测这种体式可能上与《老子》句式相关，下与汉乐府《平陵东》相似。[xix]

一篇作品甚或几行文字的发现在文学史研究中竟会有这样大的意义，这样的例子还有。如裘锡圭在对1979年在甘肃敦煌西北马圈湾出土的一枚汉简作了考释之后，认为汉代已经存在关于韩朋夫妇的故事。这不但有助于弄清《搜神记》中韩凭夫妇记载的渊源所自，而且对于研究汉代通俗文艺的发达情况也有重要意义。[xx]另外，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东海县尹湾6号西汉晚墓发现了一批简牍，其中有一篇大体完整的《神乌赋》，共六百余字，基本上用四字句，大部分句子逐句押韵，赋中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乌的故事，具有很强的通俗性，与当时的一般汉赋大不相同。前此，容肇祖在三十年代曾发表了《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推测“在汉魏间……民间自有说故事的白话赋。裘锡圭经考证认为：“《神乌赋》的出土证实了他(容肇祖)的卓见。”并说：“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的从汉代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故事的汉简呢!”[xxi]其实，关于汉代说故事的白话赋，现存文献中也有类似者，如扬雄的《逐贫赋》、张衡的《髑髅赋》等，《神乌赋》的发现，无疑为我们研究这类文体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更好的线索。至于说唱文学的发达，现在也有相关出土文物为佐证，1957年，四川成都天迥山崖墓出土了一尊东汉说唱俑，“描绘一个老年说唱艺人，头上着巾，戴簪，额前有小花饰，赤膊，膊上佩有饰物，大腹凸出，坐在圆垫上;左手抱鼓，右手握槌前伸，右足亦随之翘起，张口露齿，似是在说唱一段动人的故事。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之态，充满幽默感，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xxii]这些材料的出土，预示着我们对于汉代文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诗经》残简(简称《阜诗》)，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首先，《阜诗》的发现，为研究《诗经》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按历史记载，在汉代，诗有齐鲁韩毛四家最有影响。在《阜诗》没有发现之前，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历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毛诗》看成是《诗经》的本来样子的。但是《阜诗》出土之后，我们却发现它与《毛诗》在文字上有许多不同，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诗经》的原始文本问题，《诗经》的编辑、流传和不同学者在学习、整理中对它的影响问题。其次，由于文字的不同，复经专家考证，可证明《阜诗》不属于《毛诗》，与传说的齐鲁韩三家诗也不同，这就使当代人不得不思考《诗经》在汉代传授的复杂性问题，对汉代的《诗经》学史重新认识。其三，出土的《阜诗》次序与今本《毛诗》颇有不同，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诗经》的编辑次序。其四，《阜诗》中有3片残简类似《诗序》，这对于解决《诗经》学史上关于《毛诗序》的公案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等等。[xxiii]总之，自从《阜诗》发现之后，我们对于传世《毛诗》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它对今后《诗经》研究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以上我们所举的虽然只是个别例证，但是足以说明，在近年来出土的文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文学作品，或者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研究。其中的每一篇，都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哪怕是一些断篇残简，也是相当宝贵的新材料。正是这些作品的出土，改变着我们的文学史观，已经和正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产生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