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作者，向来都写作南朝宋刘义庆。但在20世纪却成为争论的焦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世说》“乃纂缉旧闻，非由自造”，因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提出了《世说》乃集体编撰之说。然而这些参与编撰的“文学之士”究竟谓谁?鲁迅未及明说。后来学者大多认同此观点，并据《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所载，不费吹灰之力即“考证”出参与《世说》编撰的就是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长期以来，几同定论。然而今人王能宪却在他的专著《世说新语研究》中力排众议，对《世说》编撰者进行了言之有据且成理的考辨。通过“对刘义庆的考察”，证明“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无论是才情能力，还是时间精力，乃至品性兴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亲自编撰《世说新语》”。通过“对招聚文士的考察”，以确凿事实逐一排除上述四人参与编撰《世说》的可能性。又通过“对《世说》本身的考察”，指出《世说》“有大体一致的语言风格”，“难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内证，来证明此书是众手所编而成的”。最后得出结论：“《世说》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与王能宪之说针锋相对，青年学者范子烨在他的新著中，通过对临川刘义庆周围文士文风的考辨，重新对《世说》“成于众手”说进行了论证，见解亦颇独到。
《世说》书名历来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作《世说》。唐写本残卷末尾，则写作《世说新书》。自宋绍兴八年董弅刊本起又改为《世说新语》。对于这三种书名，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证矣”。另一种以清沈涛为代表，认为此书本名《世说》，“《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同意《世说》书名“肇于刘向”，但在究竟先为二字还是四字上，依旧各执己见。《四库总目》影响广大，鲁迅、余嘉锡诸家皆从之，当代如朱一玄、刘叶秋、王能宪等大多数学者赞同是说。另有一些学者如刘兆云、萧艾等则赞同沈涛的观点，认为“今本中所附宋、齐间人敬胤注及纠谬和刘孝标注文中提到原文书名时也都一概称为《世说》，绝无在二字后再加‘新书’、‘新语’字样者，故可肯定，刘义庆原书名就叫《世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犹之《孙卿新书》，《汉志》但题《孙卿子》;《贾谊新书》，《汉志》但题《贾谊》，《隋志》但题《贾子》也”。至于《新语》之名，朱一玄根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在《世说新语》书名下注语断定，“此书改名为《新语》的时间，至迟也应当是北宋初期了”。显然，这是较为可信的观点。
二、关于《世说》性质及其思想倾向
自《世说》问世以来，以“清淡之书”命之者甚多。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世说》“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认为：“清谈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认为刘义庆“以士族阶层和清谈家的观点”，把“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分别列入三十六个篇目中。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认为：“由于作者用清谈家的观点来品评人物，所以书中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也认为：“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等等。港台的一些学者亦倾向于以“清言小说”目之。与此相对，还有人认为《世说》是史料价值较高的“轶事小说”。
新时期以来，针对《世说》性质问题学术界展开了讨论，并由此而引发了对《世说》思想倾向的深入探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世说》固为“赏心而作”，有“远实用而近娱乐”的特点，但用“清谈之书”概括其思想内容，显然是见木不见林的偏颇之论。侯忠义《〈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一文认为：“刘义庆不仅是一个贵族，而且还是一个清谈家、佛教徒。他一方面宣扬名教，鼓吹封建道德，夸耀士大夫门阀的高贵和生活的豪华，欣赏名士风流;另一方面对所谓魏晋风度也有不满和批评。”由作者出身与思想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进一步窥见《世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即既有“远实用”的一面，又有“实用”的一面，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这种复杂性的概括尚不够明确，对儒、道两种思想倾向何者居主导地位语焉不详，而且，视刘义庆为“清谈家”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与之相比，郑学韬、江兴祐等人的观点则较为严密。郑学韬认为：《世说》把“在政治上拍马屁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学思想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迄刘宋弥漫于士族社会的宗教气氛。总的说来，《世说》的思想是儒道杂糅的”(《〈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及成书年代》)。江兴祐在《〈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一文中也指出，把《世说》看作“清谈之书”和把刘义庆看作“清谈家”“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出儒家的范畴”。这就把对《世说》思想倾向问题的讨论又深入了一层。
事实上，对《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的认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其作文体学上的定位则必须客观、科学地对待，“直观印象”式的定义是不可取的。“清言小说”也好，“轶事小说”也好，事实上都只是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志人小说”概念无疑是更为准确、科学的概括。因为“言”和“事”皆离不开“人”，而“人”才是《世说》这部书的审视对象。江兴祐认为：《世说》“作者的着眼点放在对这些人物言行的审视上”。这是颇有见地的。此外，宁稼雨在《〈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就的标志》一文中，从文学史的角度，剖析了《世说》“从诸子、史传、志怪中解放出来”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明确了《世说》“以人为中心”的志人特质，最终得出《世说》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的结论。
综上所述，围绕《世说》思想倾向的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文本价值和历史地位，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世说》虽则不是写清谈之书，但却是我们了解魏晋清谈风貌的硕果仅存的独特文本，清永瑢称之为“清言渊薮”并不过分。千百年来，将五胡之乱、晋祚不竞归罪清谈的说法几成定论。于是，何晏、王弼之徒长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降及清代，始有钱大昕、朱彝尊等学者撰文为何、王翻案，赞其“始畅以义理”之功。但从哲学及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魏晋清谈家们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30年代，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较为系统地评价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从而亦间接地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40年代，陈寅恪发表了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前半部分对清谈作了鞭辟入理的辨析，指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家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把清谈分为前、后两期，各言其与名教国家之利害关系，乃陈氏沉潜历史深处之精深创见，也为清谈研究披荆斩棘，自开一途。1949年后，一度对清谈的认识较为保守，方法也是“阶级分析”式的。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前言中认为，清谈“实际上不过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