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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之浅谈
服精神上的麻醉剂，是一个面临着死亡的阶层，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这种评价固然占理，却并不全面，当然也就不够客观。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一文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蒋凡《世说新语研究》专列一章论清谈，以更具现代性的眼光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于此，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此外，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等学者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20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四、对《世说》文学、美学成就的探讨
前人论《世说》的艺术成就，大多出自观感，三言两语的批注评点虽每中肯，但毕竟失之零碎，缺乏系统。对《世说》所见的记言记行之妙、文采风流之美的系统阐发，还是20世纪以后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世说》的文学成就，鲁迅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见《中国小说史略》)一句可谓最简洁、准确的概括。以此为肇端，后继学者对《世说》艺术特点、文学特征的探讨蔚成风气。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此，多有发明。吴代芳、马宝丰、郭孝儒、郭豫适、周舸岷、侯忠义、牟世金、范子烨、钱南秀、王能宪诸人，或概述，或分析，或综观全局，或攻击一点，对《世说》的语言艺术和志人之法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立体式的探讨。这种深入文本内部的观照与透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人的不足，在整体上显示了现代学人的眼光与器度。
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世说》和魏晋风度的美学价值。他认为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美在神韵”。循此路径，当代学者多有补充和申发。钱南秀、张永昊、裴彦贵、熊国华、程章灿、董晋骞等分别从“审美观”、“语言美”、“美学理想”、“美学新风”、“人物美思想”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人格化的自然美”与“自然化的人格美”这种晋人特殊的审美观上达成了共识。
总之，在对《世说》的文学特征及美学价值的探讨与研究上，共鸣大于争鸣，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态势。
此外，《世说》对研究我国中古时代语言现象的参考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徐震堮、许威汉、侯兰生、柳士镇等皆撰有专文，限于篇幅，不赘。
综观1949年以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的视野上，还是具体的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譬如，重视《世说》与社会、政治、历史、道德等“外部关系”的研究，固然是应该的，但对《世说》文本自身的形式问题(如文体、叙事、艺术、审美特质)或曰“内部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一部分研究尚且停留在“阶级分析”的旧视角上，对《世说》人物的理解和阐述，未能真正超越陈寅恪、宗白华、鲁迅等前辈学者;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重复前人观点(甚至将错就错)或者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的论文，这种浮躁的学风，是应该以俟将来矫正的。
从总体上说，20世纪的《世说》研究，成就超过了古代，这是与这个世纪，东、西方文化互渗、共振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展望21世纪，面临日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世说》研究必将日益“世界化”。目前，日本、美国、韩国、法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世说》研究，方兴未艾，前景看好。下个世纪的《世说》研究，在放眼环宇、博纳众长的基础上，定会异彩纷呈，风光无限，这是可以预见的。
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
同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六朝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下称《世说》)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古人研究《世说》，多在考案史实、训解文字、校勘版本和批点评注等方面著力，对《世说》的整理流布、正确理解、赏析评价以及进一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必须指出，缺乏系统、流于驳杂、方法相对陈旧等我国古代学术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世说》研究中。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说》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丰富多采的专题论文，完备详实的笺、校、注、译本以及系统性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蔚为大观，成果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