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西娅能轻易原谅丈夫的不忠。她曾送给巴萨尼奥一个指环，作为爱情的信物，嘱咐他不要弄丢或送给别人。巴萨尼奥信誓旦旦地发誓：“要是这指环有一天离开这手指，那么我的生命一定已经终结;那时候您可以放胆地说，巴萨尼奥已经死了。”可是没过几天，巴萨尼奥就把指环送给了鲍西娅假扮的律师。面对鲍西娅的指责，他竭力为自己开脱：“要是您知道我把这指环送给什么人，要是您知道我为了谁的缘故把这指环送人……您就不会生这么大的气了。”言下之意，他对鲍西娅的爱情比不上对安东尼奥的友情。在法庭上他也曾声明，他愿以鲍西娅的生命换取安东尼奥的生命。这实在奇怪：一个热恋中的女人容忍情人以对自己的爱情换取他对另一个男人的友情。如此贤惠谦逊，处处以男性为重的女人，正好符合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她们似乎只有在男性笔下才能出现，也难怪男性会对其美德大加赞赏。

即使在视三妻四妾为当然的古代中国社会里，陈端生也没有让孟丽君如此“贤惠”。孟丽君不能容忍她与皇甫少华之间的爱情受到丝毫亵渎。她不愿现身嫁皇甫少华最根本的原因是皇甫少华对她不忠。皇甫少华与孟丽君才订婚不久，却又与刘燕玉私订终生。孟丽君毫不知情。她做官后提拔皇甫少华，助他伸冤，在皇甫少华上书给皇帝的血本中才了解到这一节。她本来还打算待皇甫少华伸冤后即与之团圆，看了血本后却冷了心：“不期皇甫少华君，倒与刘家结了亲。我尚愁其思元聘，谁知私订贵千金。既然已有刘门女，郦明堂，且把尚书做几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以孟丽君的才识和自尊，不会容忍皇甫少华的不忠，也不屑与另一个女人分享丈夫的爱情。从一而终的思想使她不会移情别恋，但她对婚姻已经冷心，于是打算继续女扮男装做官。到后来，皇甫少华与刘燕玉结婚，孟丽君下定决心不与他相认：“我孟丽君就做了一世女官有何不可?从今索性不言明，莽玉威风过一生。” 从此无论皇甫少华怎样到处传播他“义夫”的美名，都不能动摇她的心。她期待的是绝对忠诚的爱情，如果不能得到，她甘愿放弃爱情。封建道德竭力维护男性在婚姻中的特权，压制女性的权利，要求女性宽容大度，嫉妒是她们的大忌。孟丽君的行为恰恰与这些道德准则背道而驰。作为女性作家，陈端生没有像莎士比亚那样，让孟丽君做一个宽容柔顺的贤惠妻子，却赋予她更多的叛逆与自尊。

再次，孟丽君比鲍西娅有更高的择婿标准，她考虑对方是否值得她的爱情和她所做的牺牲。鲍西娅选择巴萨尼奥流于轻浮，她的牺牲过于爽快;孟丽君越来越不愿与皇甫少华相认，部分原因在于经过冷静的观察，她发现后者不可能是她的知己，不值得她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

也许恋爱中的女人是盲目的，鲍西娅爱上巴萨尼奥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巴萨尼奥向鲍西娅求婚的理由却实实在在为了金钱。巴萨尼奥是一个没落贵族，浪荡公子，除了高贵的出身一无所有，还欠下大笔债款。他希望得到鲍西娅的财富来还债和维持他奢侈的生活。他不守信用，对爱情不忠，将鲍西娅送给他的爱情信物随意送人。他对朋友不忠诚，滥用安东尼奥对他的友情，让安东尼奥为了他签下危险的契约。当安东尼奥陷入危境，他不积极想办法搭救，只是以空洞的言词安慰自己的良心。鲍西娅富有、机智、果断而有侠义心肠，却对巴萨尼奥谦逊地表白自己，说：“我这一生却是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的女子。”是什么使鲍西娅对巴萨尼奥如此谦逊而倾心呢?鲍西娅相信巴萨尼奥纯粹是为了爱情才向她求婚，因为巴萨尼奥选中的铅盒上刻的话似乎表明了他的心迹：“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萨尼奥的求婚是为了索取，相反是鲍西娅准备把她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巴萨尼奥假惺惺地表示为了爱情而牺牲的决心，实际上让女性不计得失地为男性牺牲一切，这反映了男权社会下男性在婚姻中对女性的期待。鲍西娅牺牲自我时所感受的甘心和幸福，是男性的一厢情愿;在女性作家陈端生笔下，孟丽君就没有这样的甘心和幸福。

孟丽君才能冠世，十八拜相，她希望皇甫少华能做她的知音。后者因征战有功而十八封王，可谓与她相当。孟丽君团圆之心渐冷，除去后者用情不专外，也因为后者为逼迫孟丽君现身而软硬兼施，其品行令孟丽君失望。首先是不孝和虚伪。皇甫少华不念父仇，与仇家之女结婚。既结婚而无婚姻之实，故意传扬自己“义夫”的美名，目的是让孟丽君动心。其次是仗势欺人。皇甫少华没有能力赢回孟丽君的心，转而借皇上和皇后的势力来威逼她就范，行为莽撞而不够磊落，对孟丽君极不尊重。以孟丽君的自尊，皇甫少华的诡计只能让她徒增反感，坚定不相认的决心。孟丽君并非不愿牺牲，她曾经作过放弃官职而与皇甫少华结婚的打算;但她渐渐发现皇甫少华不值得她牺牲。如果她放弃宰相之尊而接受这桩婚姻，那么她得到的不是一个知己，而是一个不忠的丈夫，一个支配她、利用她的主人。孟丽君看重的是行为和事实，而不是虚名与许诺，她比鲍西娅更为理智;她对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而不像鲍西娅那样妄自菲薄。莎士比亚赞扬鲍西娅慷慨的牺牲和对男权的服从;陈端生则让孟丽君作审慎的权衡，张扬自身的价值。

在《威尼斯商人》和《再生缘》中真正说话的其实分别是拥有话语权而力图抑制女性话语的男权社会和竭力颠覆男权话语的不屈女性。因此同样是女扮男装的杰出女性，鲍西娅的爱情观表现出顺从、容忍和自我牺牲;孟丽君则表现出独立、执着和自我实现。可见，尽管莎士比亚着力塑造一位能力超凡的女性，他仍然没能摆脱男权主义的局限，将鲍西娅的美德限制在符合男性利益的范围之内。鲍西娅的形象反过来又强化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女性作家陈端生笔下的孟丽君则超出男权主义对女性的期待，对抗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张扬女性自我，体现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