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唐代以后传奇性质的叙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时间意识。把时间过程叙述成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和奇遇发生的过程，这意味着一种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即认为人其实不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而也意味着对道德和一切经验和智慧的怀疑。实际上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唐宋以后的通俗叙事就会发现，这种不可知论通常并不一定意味着“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那样消极颓废的世界观。像“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文若虚那样的故事其实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历程中，虽然可能无法预测、更无法驾驭或回避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更令叙叙述人和读者感兴趣的，却是同样无法预测的意外的幸运。也就是说，同消极颓废的观点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未来的不可预测，反而使人们得以从道德和经验所限定的可能性中解脱出来，对未来抱有更多更大的期望和幻想。时间过程因此变成了风险和幸运并存的赌博过程。
叙事中不同的时间意识，从根本上说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时间过程理解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展现的过程，这种意识是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世界观，因此与市民文化关系密切的通俗叙事艺术中这种时间意识的表现也就特别突出。所以凌濛初把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奇遇，即“耳目内怪怪奇奇”认为是通俗小说应当表现的主要内容。叙事中出现的这种时间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以《左传》叙事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叙事深层的意识形态观念遇到了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叙事文学的文化背景起了变化。
三、个人的命运
在中国早期叙事中，我们会发现在叙事的意图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以事件逻辑为中心的时间意识。《史记》中许多人物纪传的叙述不像《左传》那样以编年的方式而是以人物的经历为线索，因而其中的时间过程更加远离了纯客观的顺序，带上了叙述者更多的主观意识。换句话说，《史记》中对故事发展过程的叙述不是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在这个次序中表现了叙述者所理解的时间过程所展现的意义。就拿《项羽本纪》中关于项羽的故事来说，整个本纪叙述了这个人物从少年壮志到聚众起义、再到雄霸天下，达到了成功的顶峰;而后走了下坡路，直到最后的失败和自杀结局。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物传记。那么这个人物的一生发展过程中是什么东西起着支配和推动的作用呢?在《项羽本纪》最后的评述中，司马迁先赞扬项羽有过人的能力，甚至拿他与舜相比;而后在总结他最后失败的原因时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反之，刘邦之所以胜利则在于他在用人的智慧和谦抑隐忍的处世性格等方面的优势。看来，支配楚汉战争和项羽一生事业发展变化过程的还是与《左传》相似的普遍逻辑。
但项羽的这个例子其实并不足以概括《史记》所有的叙事记传中所表现的时间意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李将军列传》。这篇传记叙述了李广一生坎坷，描绘了一个骁勇善战、为人忠厚而命运多舛的悲剧式英雄。在这篇故事中，时间的推移和人物境遇的变化中似乎并没有显现出什么道德意义，毋宁说李广的经历所显现的世界发展逻辑成了天道不公的证据——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却不得封侯，一个近乎完美的好人终不得好报，天道何在?《李将军列传》中的这种怀疑不是一个孤例，《伯夷列传》的评述中司马迁更直接发出了“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诘问。
后代读者读了《李将军列传》，很多都为李广鸣不平。特别是书中多次提到李广的兄弟、下属等一些为人不过下中的平庸之辈俱得封侯而李广却终生不得封侯，令人不禁有英俊沉下僚的不平，认为是皇帝寡恩、赏罚不明。但只要仔细读了这个传记就会看出，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他一生行状中虽然有无数传奇式的经历，但每逢大的战事，他基本上不是因各种原因败北，就是无功而返。换句话说，他并无什么大的军功可得封侯，似乎真应了汉武帝说他“数奇”这话。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使事件按照《左传》式的道德逻辑展开。那么这种时间过程展现的是什么呢?
《李将军列传》中其实经常有意无意地暗示出李广“数奇”的原因：早在汉景帝时，他就曾因私受梁王印而被夺赏，而且公孙昆邪说他虽然才气天下无双，但“自负其能”，恐怕迟早会遭不测;他治军简易、打仗勇猛，却“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最后一次出征虽有卫青作梗的因素，但因没有向导而失利，作为一名沙场老将的他恐怕也难免责咎;他自陈的杀降事虽无史证，但杀霸陵尉的事同样可以看出性格中固执、褊狭的一面……
沿着传记中的线索看下来，我们会发现李广的行为方式不因客观的成败而改变，也就是说故事中决定着一系列事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不是普遍逻辑，而是他个人的性格。整个故事叙述的是李广一生的主要事迹，而这些事迹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线索，则是由李广的个性所决定的。因此可以说，这种时间过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回过头来看《项羽本纪》就会发现，其实项羽的故事同样是被这样一种时间意识所支配的：尽管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司马迁批评项羽违背了普遍的政治和道德逻辑;但项羽的传记不同于《左传》之处在于，叙述的过程不是关注于展现项羽失败的原因，而是关注于项羽这个性格的完成。所以故事结局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不是城濮之战式的道德教训，而是类似《李将军列传》的悲剧性同情。《史记》中具有较强叙事艺术特征的人物纪传，基本上都贯穿着以人物生命历程为根据的时间意识。司马迁在谈到他撰写《史记》的意图时有一个人所熟知的观念，就是“发愤著书”。这意思实际上是说，他的叙事所关心的不是宏观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是人的情感生活和命运。他之所以“愤”，就因为他怀疑“天道”的现实性，怀疑事物的现实发展逻辑就是道德逻辑。因而体现在他的叙事中的时间过程，也就不是体现普遍道德意义的客观事件逻辑，而是体现特定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作为时间过程，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以事件逻辑为根据的客观时间观念。在这样的叙事中，叙述兴趣中时间的推移由于只与主人公的命运相关而成为主观的叙述态度和评价方式的显现。这种主观化了的以个人生命历程为中心的时间意识或多或少地怀疑甚至否定着现存客观世界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因此而疏离了正统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成为另一种以个人命运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的源头。
四、走向幻灭
《史记》中的纪传体叙事对后代的叙事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与宏观历史叙述不同的以人物的生涯和命运为中心的叙事作品传统。就具体的形式而言，最近似《史记》人物传记的当然是唐宋传奇中大量以“某某传”为名的故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无双传》之类，以及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人物传记型故事，如《青凤》、《娇娜》、《婴宁》之类。如果仔细地加以厘别，应当说有些以“某某传”为名的传奇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人物传记，比如《李娃传》虽然有旌扬李娃的道德意图，但实际上叙述的并不是李娃的命运;《谢小娥传》讲的倒是谢小娥的事，但故事的主要意图并不是“传”人物，而是讲故事，即叙述以谢小娥为主人公的情节事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人物的生命历程作为叙事中时间延展的根据，这样一种深层意识对后代叙事的影响又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传记式作品。就拿三国故事来说，陈寿的《三国志》当然是典型的正统历史叙事，其中的时间意识也是以客观世界的道德逻辑为根据。而以《三国志》为历史依据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就不同了，虽然这部书从一开头就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讲述胜负成败当然应当意在表现这种“天道”的逻辑。然而在具体叙述这一段历史过程的时候，却在隐隐中贯穿着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叙述中被后人称为“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通过个人命运的显现。尽管这部小说洋洋洒洒百万言，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作乱一直讲到西晋王朝的建立，但其中有一段过程却在读者的印象中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意义，这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进汉中称王达到鼎盛，在秋风五丈原萧瑟衰落的刘备-诸葛亮集团的命运。蜀汉的盛衰从道理上讲仍然应当算作天道循环的历史过程，但在《三国演义》中，却变成了个人的命运问题——刘、关、张，尤其是诸葛亮的命运起落成为叙述者和读者的主要兴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而被嵌入到内部的个人命运历程所置换，成为英雄传奇性质的叙事。
在更具有英雄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中，这种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关注就更突出了。这部小说虽然是长篇历史叙述的形式，实际上具体的叙述内容却是以个人传记的方式进行。整个故事合起来看，仍然不是关于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对一群人命运的表现。而在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世情小说《金瓶梅》那里，以个人生命历程为根据的叙事时间意识达到了真正成熟的形态。这部小说虽然自始至终都在宣讲善恶报应的道德逻辑，但实际的叙述过程却始终追随的是西门庆的个人生命历程——他的盛衰命运演变过程。如果说这个过程显现了什么客观的道德逻辑，那也显然不是叙述者标榜的善恶报应。因为他并非因为自己一生的恶行而受到惩罚，而是被潘金莲的欲望压榨至死的。从最后草率简单的转世投胎安排来看，也看不出天道的公正是如何体现的。支配着整个故事发展进程的真正逻辑是西门庆的生命历程——一个邪恶、狡诈、充满欲望和活力的人物，从鬼混街头的浮浪子弟逐渐上升为富甲一方的名流;当财富、地位和充斥内闱的女人使欲望的满足达于顶峰之后，他的生命活力也因为过度的放纵而由盛转衰，逐渐变得昏聩无能、多愁善感，一步步走向下坡路，直到精力耗竭而死。整部长篇小说叙述的时间过程实际上就是这个人物从上升到鼎盛、再到衰亡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尽管被叙述者尽力解释为道德逻辑的实现，而实质上显现的是这个人物的生命历程，即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实现过程。
诸葛亮星陨五丈原、宋公明魂归蓼儿洼，这样的悲剧结局从道德意义上讲，当然不能和西门庆纵欲而亡相提并论。但这几个故事的结果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无论是英雄、圣人还是流氓淫棍，主人公经历的所有兴衰荣辱历程，最后归宿都是死亡。这种以生命历程为根据的叙事时间意识，在这里显示出了形而上的哲理意义——时间不是显现天道的永恒过程，而是有限的生命历史。在叙述中展开的时间过程实际上是对生命终结的期待。随着这一层哲理的彰显，这种以人物生命历程为中心的叙事越来越具有了生命悲剧的性质。清代的几部重要的叙事作品《桃花扇》、《长生殿》和《红楼梦》，在故事的最后都表现出一种万法皆空的悲剧性幻灭感。这正是个体生命体验中所显现出来的时间意识特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红楼梦》的意义时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里所谓的“悲凉之雾”当然不是指一时一地一人的痛苦，而是笼罩在整个故事环境和过程中的幻灭氛围。尽管后代的研究者们乐于强调的是这种幻灭感的社会意义，然而从小说中一再表达的对于死亡的焦虑中就可以知道，那种悲凉的幻灭感的深层根据就是对个人生命有限性的领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乐天的，即“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①]而《红楼梦》的哲理意义却是人生痛苦不可解脱这样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观念。从叙事中表现的时间意识角度来看，表现出乐天精神的叙事是基于一种超越于个人命运的客观时间观念。这种客观的时间过程是按照传统道德的逻辑展开的——祸福相依，善恶有报，因而所有的不幸最终都可以转化为幸运。而以个人生命历程为中心的主观时间意识则势必要走向幻灭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红楼梦》所表现的悲观主义精神并非如王国维那样武断地认为在中国叙事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水浒传》的结局就已经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梁山英雄最终的下场都很凄凉。小说结尾时朝廷给宋江追赐庙食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大团圆”的套路，“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儿平生志已酬”，应当算作一切圆满了。但实际上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是自排座次之后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一路死的死走的走，到宋江被封官时已经是满目凄凉的景象。他和李逵、吴用等人的死不过是整个梁山事业油尽灯枯的自然结果。所以死后的诰封没有了“始于悲者终于欢”的乐天情调。《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之死按常理应当算作罪有应得的喜剧结局，但在具体的叙述中随着故事情调逐渐转向抑郁、伤感的灰暗色调，最终仍然变成了个人的命运悲剧。清初传奇《桃花扇》的幻灭结局更是《红楼梦》悲剧故事的一个前奏。总之，从叙事发展的历史来看，自元末到明代是通俗叙事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表现越来越突出的时期。随着叙事中时间意识的主观化和个体化，对时间过程的体验也越来越成为充满幻灭感的悲剧审美体验。
这不仅仅是作者的体验。这个时代的批评家同样意识到了这种体验的意义。金圣叹在假托施耐庵所作的《水浒传》“原序”的一开始便大谈“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的话，突兀而来，令人不知所云;而后却归于“已往之吾，悉已变灭”的痛苦。[②]他在谈到《西厢记》的创作意图时则哀叹：“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哉?”[③]这些看似离题的话头都归于一个主题，就是对时间的焦虑。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个人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在金圣叹的观念中，讲述一个故事就意味着体验一次死亡。
五、结语
中国叙事历史上不同的时间意识表现，反映出的是古人心目中不同的世界图景。尽管从《左传》到《明史》，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一直贯穿着以“天道”为依归的世界观，但“小说”或虚构性叙事的历史却显现出的是更加丰富复杂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背景。
以客观事件的发展逻辑为根据的叙述，从《左传》相信世界合理性的“天道”意识演变到后代小说对客观世界中事物发展变化的偶然性的关心，可以看出从上古到中古时代社会意识的一种变化趋势，即在古典意识形态下面潜藏着的个人欲望在叙事的历史中逐渐显现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意象这样一个过程。而从司马迁以“发愤著书”的态度叙述他自己心目中的历史的过程和意义时，一种更加不同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叙述观念就开始产生和发展了起来。《史记》叙事中对世界合理性的怀疑倾向发展到明清时期叙事中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实际上意味着叙事中的世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观世界，而是个人生命意识自我觉醒的结果。叙事的中心就这样由“事”，或者说客观事件，逐渐转向了“人”，也就是个人的命运或生命历程。而当这一转变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幻灭感时，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传统叙事深层的世界图景已经转向了近代意识。由此可知，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理论解释《红楼梦》并非完全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进行的穿凿附会。只是当他认为《红楼梦》的悲观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时，可能犯了一个轩轾失当的错误。
[①]《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②]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③]傅晓航校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