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中国古代叙事真正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却不是从《左传》开始，而应当从自觉地写作虚构的故事并把这样的故事作为独立的文本阅读算起。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认为，唐代的传奇才是“有意识的作小说”，并且认为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上古的神话散乱湮没了，而魏晋的志怪小说他认为作者是把它们当作事实记载的，如同史料而非后代意义上的文学;而唐代的传奇不仅是在有意地“作小说”，即虚构游戏笔墨的小说家言，而且是在有意地讲故事——把虚构的事件串联成有头有尾、有情节有人物的故事，从而形成了后代意义上的“小说”，即虚构的叙事文学作品。
从杂散的片言只语组织成有完整情节的故事，这是叙事艺术形式的形成。而组织这种艺术形式的深层意图根据则是时间意识的自觉。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解释小说的情节要素时用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情节。换句话说，叙述者在组织情节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按时间的客观顺序排列事件，而是把时间的推移过程按照他所理解的事物发展逻辑组织了起来。从叙事文学历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西方的戏剧和小说，还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主流——话本、戏曲文学和案头白话小说，一个关键性的共同的文体特征就是情节。严格地从后代成熟的“小说”或叙事文学文体自觉的意义上说来，唐代的传奇还不能算是真正“有意识的作小说”。因为其中毕竟有大量的作品还是像史料记载一样地只管把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写出来，并没有有意识地组织情节;对于当时的文人读者来说，阅读这类传奇的主要期待除了对离奇的事件本身好奇和或有或无的道德寓意之外，更多地是对作者的叙述手法、语言风格等散文写作技巧的欣赏。因此，虽然唐代传奇中已有了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作品，但还很难说这种叙事文学形态已经成为自觉的文体意识。
尽管如此，毕竟在传奇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作品表现出有意构造相当完整复杂情节的叙事兴趣。从非纪实性的文学文体发展来看，这种对情节组织的兴趣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但如果就广义的叙事传统而言，通过叙述中的时间过程组织起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这样一种叙述意图实际上是《左传》以来的历史叙事意图在叙事文学中的发展。就拿一个比较著名的传奇故事《南柯太守传》来说，这个妇孺皆知的故事显然带着浓厚的哲理说教意味，故事是一个虚构的寓言，而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和后果的关系链却是合乎经验逻辑的过程——淳于棼偶然得幸被招赘作驸马，于是青云直上，享尽荣华富贵;而后是乐极悲生，妻子死后逐渐走了下坡路，他却不知谨慎处世之道，以至遭猜疑，直到最后化为一场空。整个故事的内容虽然荒诞不经，但发展的过程却像《左传》一样，同样显现着“天道”盈缩的规律。
有的故事中的事件发展逻辑与此不尽相同。比如另一篇同样著名的传奇《李娃传》，讲述的是一名书生因沉溺风尘而遭不幸，后因李娃的贤惠而终得救的故事。从整个故事发展的大轮廓看来，时间过程似乎同样是显现出道德逻辑。但如果注意到具体发生的事件细节，意义就复杂起来。故事开始的情节是书生进京后情迷李娃而被骗，这当然是个合乎道德逻辑的过程，说明纵情声色必有灾祸。但在书生落难后情况就不同了。故事中有一大段他为人唱挽歌和斗歌的情节。这段故事的过程似乎是书生努力自救而从困踬中解脱;但随后却因遇到父亲而落入了比先前还要悲惨的境地;然而正是因为这更加悲惨的遭遇才使他真正峰回路转：重遇李娃使他获救并最终获得了幸福。书生斗歌的情节既不意味着他在道德上回归，也不说明他更加堕落。然而正是这段情节使他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故事也因此而具有了真正的传奇性。显然书生的命运发展变化无法用人们所知道的道德和智慧逻辑来解释，每一次书生命运的变化都是出人意料的——书生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因祸得福般使他的挽歌唱得出奇地好;又因为挽歌唱得好而惊动了他的父亲，反而倒了更大的楣;当他命悬一线的时候却意想不到会再次遇到李娃而使他否极泰来……导致这些事件推移演变的根据都是不可逆料的意外或奇遇。这样的故事似乎更吻合“传奇”这个词的本义。
《柳毅传》是比《李娃传》更具传奇性也更著名的一篇传奇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经历的所有事件恰恰与常识的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故事中的人物循着常规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不成功的——柳毅进京应举，结果是落榜;龙女门当户对地嫁给了泾河龙君，结果是受尽了凌辱;柳毅两次明媒正娶，都以丧偶结束……反过来，每当故事中人物违背常理行动时，却总是得到意想不到的幸运——龙女放弃了向舅姑求诉的做法，转而求助于凡人柳毅，结果是得救;钱塘君破坏了天帝禁锢他的命令，挣脱锁链大开杀戒，结果是得到了天帝的宽恕;柳毅违反常规娶了一身份不明的女子，结果却因此而得登仙籍……唐代的这些传奇故事与《左传》开创的叙事传统在时间意识方面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把时间过程理解为客观事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显现的过程;也就是说，叙述不仅仅是在罗列事实，更重要的是显示事件发展的客观逻辑。但二者所表现的逻辑根据是不一样的：《左传》的逻辑根据是道德和智慧，或者从更高的层次说是天道;而上面所举的唐代传奇中，事件发生发展的逻辑恰恰相反，是违反常理或常识的偶然和奇遇。
时间意识的这种变化在唐代以后的通俗叙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中第一篇小说“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文若虚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不成功的“倒运汉”，而在穷途末路之际跟着一帮商人出海，却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地发了大财。这个故事中所有的事件发展逻辑都无法找到合理的根据——文若虚先前之所以倒运并不是因为他愚蠢或邪恶，后面成功显然也与他的道德水准或智力商数无关。故事发展的过程非但没有向人们显示出任何合乎理性或常识的逻辑，反而令人觉得未来是不可知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因此而导致这篇故事的叙述人在故事的入话中所表达的宿命论：“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他并且强调自己所写的就是耳目前的怪怪奇奇。他所说的耳目之外的牛鬼蛇神，当然是指故事中所描述的形象和情境违背日常经验的反常特征;而耳目之内的谲诡幻怪，则是指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形。这后一种情况其实主要是对时间过程中所蕴涵的偶然性或反常性的期待。
《左传》所代表的历史叙事中以天道的显现为事件发展逻辑的时间意识，归根到底表达的是对世界可知性的信念，即相信作为时间过程的历史发展逻辑在本质上是先验的、理性的，因而也是可知的。实际上这是汉代以来《易经》哲学的世界观核心，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思潮特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理性的自觉和自信的根据就在于相信人能够认识和把握天道，而这种对天道的认识正是得自对历史事件过程内部逻辑关系的理解和组织。因此，这种时间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至上的意识，即认为“天行有常”，天道是永恒的，因而对过去、未来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都可以通过了解历史来实现。实际上《左传》以后的大多数“正史”叙述中，这种时间意识成为叙述人历史观的基本根据，并通过“正史”影响了许多“野史”稗官和通俗叙事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