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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在古典时代，作为中央集权权力的政治权力合法入侵到文学领域中的一般运作规则。作者认为，政治权力通过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构建的三重区隔原则：即在文化等级系统里哲学、历史等叙事话语与文学叙事话语的对立;在文学内部，正统文学与异端文学的对立;以及在异端文学内部，遵守或违反官方话语的两种文学的对立，将文学转变为表达自己的表意策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政治权力赖以发生的话语条件，因此，政治权力并没有使文学完全丧失合法性，事实上，主流文学与政治权力乃是一种同谋关系。

关键词：政治权力 符号秩序 合法性

一 元权力的运作策略

在前现代社会，国家由于拥有合法性符号暴力，1 作为压抑性主体，它总是本能地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垄断性资源，通过不断的公开的或潜在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的示范性展示或仪式化表演，遏制一切具有离心倾向的力量，也就是设法把它们加以分化、重构，使之转化成自己的构成性要素。而对于无法实现这种转化的就进行符号排除：或者通过剥夺其相应政治经济资本，甚至使用暴力在肉体上消灭它的存在，或者降低其符号资本甚至将其妖魔化，使社会漠视乃至压制其生存。借助于上述策略，国家当权者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独白的封闭的话语体系，并通过动员整个社会对此话语体系的合法性捍卫，通过对此话语体系内部异己力量的排斥斗争，通过教育体制对此话语的社会再生产，来不断加固自己的中央集权的垄断地位。

文学是一个暧昧不清的话语场域：一方面，它可能意味着某种意识形态总体性规范的载体，另一方面，作为能指的文学叙事又蕴含着颠覆意识形态独白体系的可能性。这样，当政治权力入侵到文学这一符号象征体系的时候，就呈现出一种异常复杂的图景。要对此进行立体地、全景地观照，我们至少可以分别从微观、宏观两个层次来展开。微观层次应该在一个共时性历史横截面上讨论各种政治集团如何在文学社会中角逐，利用文学来争夺符号资本;宏观层次讨论政治权力在总体上如何压制文学，并使之成为隶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在中央集权资本失效的地方，政治权力控制薄弱的地方，也就是在民间社会，又是遇到了怎样的抵抗。由于受制于各种特殊语境的千变万化的诸多变量，本文无法详细探讨前者。

那么，我们从何处入手对此进行宏观考察呢?尽管文学家作为作者或独创者的角色在当代已经受到来自各不相同学术背景的许多批评家的攻击，2 但是无论如何，文学生产的其他因素虽然重要，无可争辩的是，将一组或长或短的话语单位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文学话语或文学文本，在此书写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毕竟还是文学家。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当权者如何借助于自己所拥有的垄断资本的与夺，来左右文学家的精神空间;但是，如上文所述，像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前苏联或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历次政治迫害这样采用赤裸裸暴力形式的政治权力的运作只是一种极端情况，作为例证，这些情形固然表现了一种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粗暴干涉的可能限度，但它们并非是中央集权权力干预文学的典型状态或者说理想状态。实际上，这种元权力对文学的介入首先并非是威胁文学家的身体，而是合法地侵犯文学家的习性。这种侵犯，主要表现在运用符号资本进行一系列符号区隔。我们认为，以区隔的原则来把握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影响显然是最为有利途径之一。布迪厄说："强加一个区隔的视域的权力，也就是说，使原本固有的社会区隔清晰可见的权力，乃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它是制造集团的权力，是操纵社会的客观结构的权力。"3 具体到本文中，对这种区隔的探讨，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即其一，将文学家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位置加以客观化，也就是说，必须考虑文学家是以何方式从其他的文化生产者中被区隔出来的。其二，要进入到文学家和文学文本内部，考察文学家以及文学写作是如何在符号权力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被区隔为两类文学家和文学的，即作为意识形态的驯服者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正统的文学;以及作为官方话语的反叛者的文学家，我们称之为异端的文学。

二 文化等级秩序中的文学

在前现代社会，文学家在话语的秩序中占据何种位置?我们认为，作为压抑性主体，中央集权权力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资本的不均匀分配，建构了一整套文化叙事的等级秩序，在此秩序中，文学叙事被置于最低层。这并不难以理解，文学作为能指的符号系统，毕竟包含这颠覆任何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而任何深谙此理的统治阶级成员，或与之分享相同价值观或习性的人，必然会对文学怀有戒心。4 而直接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例如哲学或史学，其拥有的符号资本比之文学显然具有更系统、更直接的工具价值。因为前者，无论是对宇宙万物进行总体的理论解释的哲学(例如儒学、基督教神学)或是对人类的历史加以宏观把握的史学，都可以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先在视角对官方话语进行比之文学更全面、更具体、更无中介因而也更为有效的再确认。这种符号秩序表现出来的区隔首先即是将文学家从一般性知识分子，从官方意识形态执行人中排斥出去，从而产生像神学家与诗人、儒者与文人的对立，甚至学人与文人这样的次一级区隔，5 并抬高前者，贬抑后者。在古典时代，在教育体制对官方独白话语不断再生产和再确认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被置于儒学或神学之下，而文学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常常被置于边缘化的位置。王充曾经描述了世人对文儒(接近于文人的概念)与世儒(接近于儒者的概念)的不同看法："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讲宜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6 范晔声称他"常耻作文士。"又说自己"无意于文名"，结合下文他对自己所撰写的《后汉书》"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的溢美之词，7 我们可以知道，在一般人心目中，文学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不仅低于儒学，而且还低于史学。8 在《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排名顺序中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在古代中国的文化等级秩序中，文学是叨陪末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