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面对耈老去掉天地，只问人事的问话，彭祖认为在人事中，人伦非常重要，因为“五纪必周，虽贫必修。五纪不工，虽富必失”(简5)。人伦，中国古代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主要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在黄老之学中，也非常强调人伦，如《慎子•逸文》：“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文子•上礼》：“中受人事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听五音清浊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孟仲季之序以立长幼之节而成官”，但“人伦”产生于“道”，“得道即举，失道即废。”五纪，《尚书·洪范》所论的“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有学者认为“五纪”非此，而应是《庄子·盗跖》中“子张”所说的“五纪”，五纪即五伦[4]。五伦，即人所处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间的关系。从文中彭祖所要讲的人伦及“父子兄弟”之句来看，其说可从。此外，还有“大匡”之要 。大匡，《逸周书》、《管子》中都有“大匡”篇，郭老认为“匡”乃“簿”的假借，《大匡》是指二尺四寸长的简书，为齐国官书[5]。黄怀信认为“匡”是“筐”的本字，有“方正、端正”义，可引申为“辅助、辅相”，其记事在先，制作较早者为“大”，编在前面[6]。张固也认为“匡”有“匡正、匡救、匡扶”义，故“匡”与“正”有很多义项相同，而《管子》中“正”有“正天下、正国、正民”三个政治层次，所以“匡”也有大、中、小的区别，“大匡”就是“正天下”[7]。按：以上诸说，张固也先生之说较为有理，可从。《文子•上仁》：“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德厚者大，德薄者小。”可见，“大匡”即是“修道德”，从《逸周书》篇11的“大匡”篇来看，是说文王在程遇到三年大旱而修德政，意为“匡正君王的物欲，与民休养生息。”对照西汉初期的政治来看，可知，“大匡”正是黄老之学思想。
接着，彭祖就具体阐述了“为人”之道。“为人”之道，是指“做人的道理”，《中庸》：“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朱熹解释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集注》卷14)。 这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就是“仁道”，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之所在。郭店简《语丛一》第一一简记道：“仁生于人”，离开了“仁道”，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文子•上礼》亦载：“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可见，黄老之学认为处理人伦关系也要用“仁道”，行“仁道”则要“治身”，因为身治才能天下治，《吕氏春秋•先己》说：“昔者先圣成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执一》也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黄老之学的“治身”与儒家的“修身”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为人”就是“治身”。简6的“…… 之谋不可行，怵惕之心不可長，遠慮用素，心白身釋”与简8的“毋抲贤”是叫人不要有害人防人之心;简7的“多懋者多忧，恻者自恻也”与简8的“毋抽富，…毋向梪”是叫人抱朴守素，少私寡欲。《老子•12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19章》也云：“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简7、简8的“一命一修，是謂益愈。一命三修，是謂自厚。三命四修，是謂百姓之主。一命一月襄 ，是謂遭殃。一命三月襄，是謂不長。三命四月襄，是謂絕缀”是说人们即使在受到君王奖赏时，也要自律知足，不要自满多欲。《老子•44章》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6章》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可见，从“为人”的具体做法来看，明显具有道家的视素保朴、少私寡欲、处卑安下、知足不争的思想。
然我们又从前面的一些词语概念分析来看，《彭祖》篇无疑也有一些儒家的观念，如“人伦”等。因此，可以说《彭祖》是融儒道思想于一炉的。
四、《彭祖》篇为黄老之学的作品
一般地认为，道儒两家互相排斥 、对立。从传世的《老子》看，确实如此，具有明显的批儒倾向。如《老子•5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明显批判儒家的仁政;《老子•38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明显是批判儒家的仁、义、礼的。然而，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的出现，却使学术界对儒道两家关系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因为郭店《老子》的内容并不批儒，并不排斥仁、义、礼。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早期儒道两家并不对立[8]，也有学者认为儒家与道家庄周学派是对立的，与道家稷下学派不对立，郭店《老子》是稷下道家的摘抄本。[9]
稷下道家，又称“黄老道家”，或“黄老之学”。此学派兴起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代表人物有慎到、田駢、接子、环渊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而著书立说。其学派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继承发展了《老子》的“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本原，在此基础上，“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0]，吸收融合各家各派的思想，“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11]，并把“自然无为”发展为“无为而无不为”，变人生的消极出世为人生的积极入世[12]。可见，黄老之学并不批判儒家，相反还吸收融合了儒家的“人伦”思想。
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中后期，各家各派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吸收，出现了文化整和的趋势，因此，“黄老之学”就应运而生了。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但并不独守于道家，对其他各家学派也开放、吸收。因此，各家学派在楚国都能找到应有的地位。环渊就是楚人，著有《上下篇》，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道：“名渊，楚人，老子弟子。”郭沫若考证后认为，蜎渊就是环渊，并还有范蜎、范擐、便蜎、玄渊等异名[13]。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管子》中的《水地》篇是环渊的作品[14]。又据《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慎到做过楚襄王的老师，策划其归国即位，故而有学者认为郭店1号楚墓是慎到的墓[15]。这些学者对黄老之学在楚国的传播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可能形成黄老之学的南方流派，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总称为《黄帝四经》或《黄老帛书》)，学术界一致意见，认为是黄老之学的作品，虽然对其成书时期和地域尚存在着争论[16]，但楚国十分流行黄老之学则是比较肯定的。所以，我们不排除出土的楚简中也有黄老之学的作品。《彭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黄老之称，始见于《史记》，如《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等。黄是指黄帝，老指老子，《论衡•自然》云：“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然在战国时期，已有伪托的黄帝书流传。当时，各家为了在论战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纷纷打出远古帝王的招牌，以壮声势。如儒家“祖述尧舜”，墨家也声称自己的学说是“禹之道”，农家也自称是“神农之言”，因此，道家就打出了黄帝，伪托黄帝来阐述、发扬、改造老子之言，遂成道家黄老学派。彭祖、耈老也是如此成为道家人物。汉武帝之后，黄老之学逐渐失势，流传于民间，并与神仙方术思想结合，形成道家方仙派，后演变为道教，彭祖也就成为神仙了。
注释：
[1] 赵炳清：《上博简三《彭祖》补释》，简帛研究网，2005年1月26日
[2] 黄人二、林志鹏：《上博藏简第三册彭祖试探》，载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9日。李锐《彭祖补释》，见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19日。杨泽生：《上博竹书第三册零释》，见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9日。黄锡全：《读<上博战国楚竹书(三)>札记数则》，见简帛研究网。孟蓬生：《彭祖》字义疏证，见简帛研究网
[3]拙文《上博简三〈彭祖〉释解》，《江汉考古》待刊稿
[4]李锐《彭祖补释》，见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19日。
[5] 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6]黄怀信：《试说〈管子〉“三匡”命名之故》，《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97年第2期。
[7]张固也：《论〈管子〉“三匡”命名分篇之义》，《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8]参见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9]黄钊：《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10]《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指”。
[11]《淮南子•要略》。
[12]参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郭沫若：《老聃、关尹、环渊》，《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1卷，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徐文武：《楚国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0页。
[15]李裕民：《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16] 关于《黄帝四经》或《黄老帛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有战国中期以前、战国中期、战国末期、秦汉之际等观点;关于其成书地域，则有楚国说、齐国说、越国说和郑国说。可参看张增田先生《〈黄老帛书〉研究综述》(《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