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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豆棚》对《聊斋》的模仿与变异
论文关键词：小豆棚;聊斋;模仿;变异
论文摘要：以清代曾衍东的文言笔记体小说集《小豆棚》为切入点，分析了《小豆棚》对《聊斋》的模仿及其变异：模枋体现在故事内容、文章结构与刻画人物手法等方面，变异体现在思想上的封建腐味和表现平常女性的不平常，并进而指出《小豆棚》这一模仿《聊斋》之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色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曾衍东的《小豆棚》是清代中叶受《聊斋》影响而产生的一部文言笔记体小说集，“在清人的笔记小说著作中尚属佳构” [1] (P82)。曾衍东(1751-1830)，字青瞻，号七道士，道号七如，山东嘉祥人。据永嘉彭左海所撰写的《传》称曾衍东：“乾隆壬子举人，为楚北夏江令。诖误，戍温” [2] (P1)。据悉，曾衍东工诗文书画，颇有才华，与蒲松龄一样，在科举路上浪费了不少光阴和心血，但官运不佳，直到五十岁才被举荐为地方县令。其人为官清正，但却没落得个好下场，因断案与上司发生分歧，被削职流放。晚年以卖字画为生，贫病交加，无法归乡，于道光十年(1830)客死温州。一生颇为凄凉。
《小豆棚》内容庞杂，并非都是小说，也不都是文学作品，有不少篇幅记述了当时多方面的见闻，介绍了各种物类知识，近于博物志，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书中一部分为曾衍东所创作，其余为曾衍东所采编和抄录。原书共八卷，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今见两种抄本：一为作者手稿，仅存四、五两卷，共五十五篇;一为据稿本过录的抄本，存一至六卷，有作品一百六十二篇，光绪六年(1880)，项震新“觉众妙必具曾见叠出”，又因为“原书随得随录，意义尚烦寻绎”，所以“分门别类，诠次成帙” [3]，将全书分为十六卷，凡九“部”六“类”一“杂记”，并附录二则，共二百零三篇。笔者以项震新整理过的《小豆棚》为参考，探析其对《聊斋》的模仿与变异，并由此研究其思想和艺术特色。
一、《小豆棚》对《聊斋》的模仿及其特色
《小豆棚》对《聊斋》的模仿首先体现在故事内容上，《小豆棚》中有不少篇章的内容取材于《聊斋》，有的甚至是直接由《聊斋》故事衍化而来，对此，已有学者加以详细论证 [4]，笔者在此不作赘述。此外，《小豆棚》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模仿了《聊斋》，书中写了大量关于家庭、爱情、婚姻和女性的故事，尤其是女性话题，在全书中占了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比较关注病理和医药，《聊斋》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如《瞳人语》，这是《聊斋》的一个特点。曾衍东受蒲松龄的影响，也有意识地写了些关于病理和医药的故事和传闻，记述一些民间偏方，如《种痘说》。这一点有别于其它的仿《聊斋》之作。
曾衍东模仿更多的是《聊斋》中单纯述异志怪的短章，大多是宣扬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在艺术创作上，没有什么特色和成就，叙事简单，对传闻客观直录，没有想象和虚构，要么情节简短平淡，要么简化到无情节，而且故事大多怪诞不近人情。这些志怪短章可追溯至魏晋志怪小说，“是原始宗教的产物” [5] (116)。这些志怪小说的作者们认为传说中的鬼神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以诚笃的态度对待鬼神，用史家审慎的笔墨” [5] (P121)来述异志怪，故而创作时没有虚构剪辑，致使作品失去了艺术性和感染力。
《聊斋》中的述异志怪短章“在血缘关系上……是《搜神记》的后裔” [5] (P215)，《聊斋》继承了魏晋志怪的传统，《小豆棚》又模仿了《聊斋》述异志怪的短章，但模仿得并不高明。《聊斋》对魏晋志怪传统的继承是“创造性的继承” [5] (P216)，蒲松龄笔下的鬼神寄寓并抒发了作者自己胸中的郁闷，颇有“孤愤”之气，易打动人，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索。但曾衍东的模仿却只是表面层次的模仿，只是粗陈梗概，一味志怪，并没有寄寓作者多少情感和思想在里面，加上故事荒诞，不近人情，所以读来味同嚼蜡。
在文章结构方面，《小豆棚》也如《聊斋》一样，采用因人记事的传记体结构，蒲松龄和曾衍东在创作中似乎都有自觉的立传意识，或为鬼狐，或为平常人。这一点，与史传文学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所谓史传文学，是指历史著作中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记文，如《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它们采用文学手法，具体形象而生动地为人物立传。其影响使小说形成了以人物为中心、因人记事的创作习惯。这在《聊斋》和《小豆棚》中都有所体现。
《小豆棚》对《聊斋》中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有所模仿，在抓住人物独特性格，再以性格为中心展开叙事和细节描写这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模仿得较为成功。曾衍东刻画人物时习惯只抓住人物的某一特点、个性来写，书中的人物很多，但没有一个是相似的，更没有重复或雷同之嫌，即使地位相同，身份一样，也各有特点。这些人物个性突出。作者以人物的某一特点为中心展开叙事，通过所叙述的事件反映其特点，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人物的个性、特点就像一根线，串起一个个情节一件件事，故事情节因性格特点而起，反过来又映衬了人物的个性与特征。例如《人耳》，全文只有百来字，只写了一件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家人的一句“人参，人耳也”的戏言，竟偷偷“以利刃割其耳”，把耳朵当作人参来给无钱买药的母亲治病。读完全文，孩子的“愚孝”特点便很突出鲜明。
但正因作者只抓住人物的一个特点而忽略其它，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就难免显得单薄，不完整。人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动物，人的性格中有许多矛盾统一的地方。光是刻画人物性格中的某个方面，就会使这个形象显得有骨而无肉。当然，由于短篇小说的篇幅局限，不能面面俱到(其实刻画人物原不必面面俱到)，但若只画出眼睛或嘴巴，即使这眼睛嘴巴给人的印象再深刻，终究是一种残缺。 书中引人注意的还有不少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物形象活了起来。比如《常运安》一文中有一个细节令人拍案：“(常运安)看《精忠传》，凡集中秦桧字样，皆手抠之。”这位平时大大咧咧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仗义勇为的粗汉子，竟也如此“小心眼儿”，实在是既可爱又可敬!这些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亲切可感。
《小豆棚》内容庞杂，所涉及到的人物众多，大多数为平民百姓，各行各业都有，曾衍东更钟情于写平常人，记平常事，更贴近现实。其中，书生形象尤为引人注目。书生形象在《聊斋》中数量多，而且他们一般都是可怜可悲、贫苦潦倒但又始终执著于科举仕进的失意书生，其代表就是《叶生》中的叶生。叶生文章冠绝当时，才华横溢，他将毕生的心血和希望都寄托于科举，一旦科场失利，则“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即使病死化为鬼魂，仍念念不忘科举功名。而《小豆棚》中的书生已摆脱了那种可悲而又无奈的境地，虽然他们没有《聊斋》中的书生那样拥有各种各样的奇遇或艳遇，但他们已挣脱了科举的枷锁，成功地完成了从书生到商人这一角色的转换。如《文酒》中的“蜀人万秋池”，“工诗文，豪于饮”，但却“穷于遇”，庆幸的是，他并没将自己的一生都耗费在科举上，而是豁达地与友人一起“临市筑一小楼”，以卖酒为生;时不时邀上三五好友，饮酒作文，倒也逍遥。书中商人形象较多，这些商人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科举不再是书生文人唯一的出路，从商成了他们愿意选择的一种不错的谋生方式，经商同样使他们过得有滋有味，脸上有光。可见，文人从商在清代中叶已很普遍。而且，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最起码，商人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尊重。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文人从商是持肯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