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纳兰性德是什么时候到无锡的。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二十三年康熙首次南巡前往苏州时，中途未曾在无锡停靠。而纳兰性德自己有《病中过锡山》诗二首，记述康熙帝一行船队从镇江而来经过无锡北门外运河时的情景。康熙只是在从苏州北上返京途中才到无锡游览，时间是十月“二十七日己未。……是日，启行往江宁府，驻跸无锡县南门。二十八日庚申。上幸观惠泉山。……是日，上驻跸丹阳县南门。”(11)这说明纳兰性德在无锡停留不过匆匆一夜与翌日游览惠山的个把时辰——至多两三个小时吧，就随驾离锡到了丹阳，并不是黄天骥先生所说“在江南期间”那样较为长久的一段时间。

其次看纳兰性德在无锡逗留时的时间、物候等特征能否与那一注一诗对上号。纳兰性德在无锡住夜的具体日期既然是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夏历)，此时已近月夕，夜间人们几乎看不到月亮，纳兰性德在无锡度过的就是一个无月光的暗夜。而顾贞观在《大河东去》词自注中所说“余昔年乘月去梯中夜对谈”，说的是月色溶溶的月明之夜，当是望日前后夜晚的事情，两者在时间特征上不对号。所以顾贞观的自注说与纳兰性德乘月夜谈的事，决不能与纳兰性德在无锡过夜的事情混为一谈。

纳兰性德诗中“无月见村火”之句，倒是颇有暗夜氛围的，但他同时还说到了夜里露水的事“一花露中堕”，这就与他在无锡时的时令节气产生了矛盾。夏历十月二十七日，按公历算已进入12月上旬，在时令上讲已进入冬季，在节气上讲“霜降”已过一个多月，“大雪”即将来临，天气已经很寒冷了，此时无锡夜间寒气袭人，看到的恐怕只是结冰挂霜的情景，根本不可能出现露水，更不会出现露珠堕落的现象，而且此时在无锡花卉中只有菊花尚能凌寒吐艳，而菊花一般只会枯萎，不会“露中堕”的。所以纳兰性德诗《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说的决不是他在无锡的事。

第三看“桑榆墅”是否就是忍草庵。刘继增称忍草庵就是“桑榆墅”，而黄天骥先生则认为“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这两位史事肯定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互相矛盾了。同时他们关于忍草庵就是“桑榆墅”，或“桑榆墅是顾贞观在家乡的房子”的说法，都不见于纳、顾两个人的诗文以及无锡的各种县志和其他著作，且清代甚至直至现在的忍草庵，乃至无锡惠山一带并无名为“桑榆墅”的别业书斋之类的建筑，既无资料佐证又无事实根据，显然纯系他们个人“想当然式”的附会臆断，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人们已可以初步论断，纳、顾两个人的这一诗一注与无锡无关，以它们作证据证明“去梯玩月”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的存在，完全经不起推敲，这只是史事肯定论者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错误结果。

那么对这“桑榆墅”该怎么解说呢?笔者认为“桑榆墅”既然能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纳、顾两个人的诗词中，而且说的还不是同一时间的事，足见那个地方是他俩常去的所在。笔者在浏览了纳兰性德的全部诗文，并结合考察顾贞观在北京的全部行止之后，觉得这“桑榆墅”不在无锡，应在北京，很可能是明珠家在北京西郊的别业。纳兰性德有《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诗云：“迟日三眠伴夕阳，一湾流水梦魂凉。制成天海风涛曲，弹向东风忽断肠。”纳、顾亦友亦师，趣味相投，顾贞观又长期逗留北京，他俩有充裕的时间常去那些风景幽雅的地方流连，因而写下《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诸如此类的诗文。

纳、顾自己的诗文及无锡地方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从多

个方面证明了并不存在他俩在无锡见面之事，更毋论所谓

的“去梯夜谈”!

张任政先生批驳赵函谬见的理由是康熙二十三年顾贞观在京师。这是正确的，但又说得不够全面，因为这年顾贞观确曾回无锡并停留过一段时间，这一点张先生未在《纳兰性德年谱》中提及。另外，顾贞观这年既在无锡停留过，那么他又是何时离锡赴京师的，在纳兰性德到锡之前还是之后?在这个决定纳、顾能否在无锡夜谈的关键问题上，张先生未作出说明。柴德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说是“九月”梁汾已到京，却未能够举证。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笔者又检读了顾贞观的全部诗文及大量相关史料，发现顾贞观本人曾记下自己康熙二十三年的一系列活动：“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余即先端文公山祠，构‘积书岩’于芙蓉亭遗址之侧，为堂三楹，累石疏泉，颇得幽居之乐。因忆山中故事，遂仿旧制作两炉，炉成，赋近体一章，邑人闻者，竞赓原韵。会余入京师，携其一以行，拟乞题于辇下文章之士。一日坐成侍中容若通志堂，出书画共赏，得一卷，则王、李风流依然合璧，而吴文定、谢文正诸公赠冰壑先生诗记附焉。余因乞此卷归置岩居，即颜其堂曰：‘新咏’。容若欣然许为余书之。”(13)

顾贞观的学生邹升恒作《顾先生传》，也有“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夏，旋里，奉庸庵公主崇祀乡贤，复修端文公专祠之在惠麓者，祠旁构精庐数楹，颜曰：‘积书岩’”之说。

这两方面记载说明，康熙二十三年夏秋顾贞观确曾回到无锡，并大忙了一番：将亡父牌位入祀乡贤祠，修葺惠山顾宪成祠堂，并在其旁建书屋“积书岩”，仿照竹炉山房明代图式制作两只竹炉，炉成后又与邑人就竹炉唱和。这一系列五个活动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没有记下所谓的与纳兰性德在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玩月”的事，为什么?这说明纳、顾两个人根本未在无锡相聚见面，更谈不上到贯华阁夜谈了，没有发生的事，顾贞观以及他的学生当然不会凭空乱写。上述所引的这些资料可补张、柴两先生举证的不足。至此，人们完全可以断定“去梯玩月”的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纯属子虚乌有。

关于此史事纯属虚假，实际上人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佐证。

柴德庚先生批驳赵函谬见时，曾提到纳兰性德“到无锡后曾寄书京师以告梁汾”事。纳兰性德的这封信现在人们还看得到——这信一方面报告自己扈驾南下途中的观感，初至江南的欣喜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另一方面又有“惟是登封大典，旷代希逢，趣马微劳，臣职已定，老父艾年尚勤于役，予小子敢惮前驱”(14)等语，向好友剖白自己身不由己例行官差的苦衷。纳兰性德的许多江南朋友常向他介绍江南的旖旎风光，无锡是顾贞观的家乡，他更是神往已久，但这次他到了无锡，却因顾贞观北上赴京未能相聚，所以信中纳兰性德还发出了“启跸遄征，远离知己，君留北阙，仆遂南方”(15)的感叹。

从纳兰性德的这封无锡之函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顾贞观忙完无锡的一系列活动后即离锡赴京，时间是在九月，此时正好纳兰性德扈从出巡，两位好友一南下一北上，失之交臂，终于未能在无锡相聚见面。也正因为未能在好友故乡见面，纳兰性德才会有在无锡给顾贞观写信之举。

此外，顾贞观仿竹炉山房图制竹炉，是风雅轰动之举，“邑人闻者，竞赓原韵”。如纳兰性德真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遇上此等韵事，必会写下热情的诗词吟咏赞美之，但纳兰性德却没有任何关于他在无锡参与竹炉诗会的诗文，他只是说：“惠山听松庵竹炉岁久损坏，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笔者注)秋，梁汾仿旧制复为之，置‘积书岩’中，诸名士作诗以纪其事。是冬，余适得一卷题曰：‘竹炉新咏’，则明时王舍人孟端、李相国西涯诗画并在，实听松故物也。喜以归梁汾，即名其岩居曰：‘新咏堂’，因次原韵。”(16)此语再次证明纳兰性德未在无锡与顾贞观见面，他还是在回到京师之后听了顾贞观介绍此事才写了相关诗文，对竹炉韵事作出回应。

上述事例说明，治学切忌有先入之见，更不能胡乱猜测。只有经过全面、客观地分析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避免或纠正所谓纳、顾“去梯玩月”无锡史事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始作俑者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后人却无知地仍然以讹传讹，

纳、顾在无锡惠山忍草庵贯华阁“去梯夜谈”之谬说在光绪年间

最后“定型”的过程，可为后世治史者戒。

柴德庚先生对于“赵函既为容若撰词序，而于容若与诸名士往来之迹，舛差若是”的情况，很感困惑，不禁发出“岂不可怪”的疑问与惊讶。笔者认为在学养颇好的赵函身上发生这种情况确是少见，不过，若是能够了解到赵函的师承关系，也许就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而不感到惊讶了。

赵函父亲赵基，乾隆中官金匮县学训导。赵函随父寓居无锡，并从学无锡著名文学家杨芳灿。(17)杨芳灿很喜爱纳兰性德的词，有纳兰词钞本行世。同时杨芳灿与秦瀛也是好友，时常诗文相酬。

秦瀛是纳兰性德无锡史事的始作俑者。他的《咏梁溪杂事一百首》卷首有序：“癸巳(即乾隆三十八年——笔者注)夏五月，余之津门，舟中无俚，系怀乡土，偶有所记，辄成断句，诗成共得一百首，语无诠次，聊以志一时托与云尔。”本文第一章开头所引那首有注的贯华阁诗就是这百首之一。

据记载，无锡惠山忍草庵在清初确是颇有名气并具有文化色彩的伽蓝。当时顾贞观、陈维崧、严绳孙等人确曾在庵中进行过诗社活动，如陈维崧《迦陵词》集中就有一首词名《寒夜登惠山草庵(即忍草庵——笔者注)贯华阁》，足见那个地方是这些名士常去雅集的场所。至于纳兰性德扈驾到了无锡，逗留时间虽很短，抽出时间去距离二泉不远的忍草庵游览，探望朋友们早年诗会活动之地，符合纳兰性德的诗人气质，也是纳、顾友情真挚的体现，符合情理。秦瀛在旅途中凭记忆和想象写作，一时把这两方面的事混淆在一起，就开了纳、顾两个人在无锡夜宿贯华阁错误记述的先河。赵函因杨芳灿的关系读到秦瀛的一些诗，并对诗中所说纳、顾在惠山忍草庵雅集一事留下深刻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秦瀛毕竟是文学家、方志学家，他后来发觉了自己几十年前的这个错误，并悄悄地作了改正。嘉庆十五年(1810)，他总纂的《无锡金匮县志》对忍草庵发生的事是这样说的：“国初，顾典籍贞观尝邀陈维崧、姜宸英、严绳孙辈结诗会于庵中之贯华阁。纳兰成德尝过焉，留小像而去。”(18)此段文字写得很清楚，顾贞观等结诗会是一件事，纳兰性德“尝过焉”又是一件事，两者明确分开，这是正确的记载。秦瀛实际已否定了自己早先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错误说法了。

令人遗憾的是，秦瀛的这个更正，未被赵函注意到。至道光十二年赵函作《纳兰词序》时，仍然不忘自己早年读秦瀛诗中关于纳、顾等人在忍草庵“至宿于是”的说法，还自作聪明地加上了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份，并将之作为“词坛掌故”写进自己的文章中，结果以讹传讹，使错误史事更加扩展，为以后百多年的学者作了错误的导向。也许，赵函终其生都不知道他引用了秦瀛的错误的诗注，这是可叹惜的事!

至于清光绪时无锡刘继增作《忍草庵志》，完全有机会对这一错误史事作出订正，但他缺乏综合性阅读，视野不够开阔，如陈维崧，这位清代大词家是宜兴人，又为词坛“阳羡派”领袖，文学地位还高于纳、顾，而刘继增对之却是若明若暗，又疏于考证，以讹传讹，闹出当时已去世的陈维崧还与活着的纳、严等人同游忍草庵的笑话。更离谱的是凭空渲染，使得并不存在的纳、顾忍草庵“去梯玩月”之事成为无锡地方上的“信史”，谬见流传至今，还广为传诵，这是更可叹惜的事!

注：

(1)秦瀛：《咏梁溪杂事一百首》。

(2)刘继增：《忍草庵志》卷一《总志》。

(3)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零年《国学季刊》第二卷第四号。

(4)民国二十四年无锡县政府编：《无锡概览》第5页。

(5)柴德庚：《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322页。

(6)(7)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27-228页，第83页。

(8)1983年无锡市地名委员会编：《江苏省无锡市地名录》，第193页。

(9)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自序》。

(10)(12)(14)(15)(16)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三，卷五，卷十三，卷四。

(11)《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版，第1244页。

(13)顾贞观：《竹炉新咏卷诗序》。

(17)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九《流寓》。

(18)清《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十二《寺观》。

威廉希尔app  文学论文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