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崔莺莺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反封建礼教的主题也更加突出。而这其中，时代环境之变迁当是重要因素。蒙古族人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旧有的思想和风俗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元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思想界相对松动与活跃。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礼教磐石也随之动摇，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而《西厢记》所描绘的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反驳，崔莺莺的形象因被注入了时代因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牡丹亭》产生的明代后期，社会矛盾非常复杂，思想界的斗争也格外尖锐。一方面，封建卫道者为挽救大厦将倾、礼崩乐坏的局面，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钳制。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在精神和肉体层面受到禁锢和迫害更加深重。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从王阳明的“心学”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文人士子就反对封建专制与皇权的绝对性，思考人的主体意识。属于王学左派的李贽，更是离经叛道。作为泰州学派后学的汤显祖。也在继承李贽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情”抗“理”，崇尚真性情。同时，明代后期市镇经济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蓬勃兴起，以精神自由、个性高扬为特征的市民思想盛行于时。杜丽娘的“至情”，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外，更多的是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人生欲求，这已经超出了爱情的范畴，表现出突破禁欲、对活生生的人的体认和尊重。杜丽娘的形象对于封建制度的冲击，对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比一般的追求自由爱情要强烈得多。她所包含的人性复苏、肯定人欲、张扬个性的精神，表明了晚明时期对人性内涵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大范围的肯定。
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促使学人们用历史批判精神来反思明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政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大胆批判揭露至高无上的君主。顾炎武认为，要保全天下，则须依靠天下匹夫的责任心，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王朝的易姓改号与兴衰存亡只是与君臣统治者的升降沉浮有关，与天下百姓的切身利益无关。而保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而奔走呼号，这才是正义人士和民众应尽的责任”。这些杰出的思想家的进步言论，对很多作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作家们淡漠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偏见，充分肯定女性的价值，强调女性的独立和尊严，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李香君热爱生活、珍惜感情，更重要的是她注重名节，是非分明。以国事为重，表现了女性心胸和思想境界的重要变化，由此也达到了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的最高峰。
可以说，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无不蕴涵着社会思潮的特质，映射着时代进步文化的痕迹，是广大民众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这一社会现实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显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对爱情问题、女性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