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是出于人对自然天性的追求，体现了人的原始生命现象。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是她作为一个健全人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特性，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对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牡丹亭》在价值观念上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把个人的生命欲望提高到令人正视、令人崇敬的高度。

所以说，杜丽娘的形象在女性觉醒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对爱情的追求，则表现了女性觉醒的又一高度。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和复社文人侯方域相爱。他们的爱情除了色、艺、才、情外，共同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香君自觉地把命运、爱情和政治相联系。把婚姻的幸福上升到志同道合的政治追求上，使爱情蒙上了政治色彩，视野更为开阔。在《却奁》中，她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表明她坚贞的人格。

李香君对幸福爱情的追求，自始至终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从《却奁》开始，她被卷入了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对爱情的坚贞和执著追求表现得更为鲜明和突出。奸党得势，逼香君再嫁，香君坚决不从，以致洒血溅扇，表明她“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心志，也表明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格独立的、自主自由的人的意志。当香君被捉去充当歌妓，她在筵席上痛骂马、阮奸党：“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也说明她对侯生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志向与爱情兼容的基础之上。李香君所追求的不只是人身自由，爱情幸福，还进一步追求对国家、对民族利益命运的捍卫和关心。和崔莺莺、杜丽娘相比，李香君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更具时代感，表现了女性觉醒的更高层次。

如果说崔莺莺传达了女性觉醒的朦胧意识，杜丽娘弘扬了青年女性个性解放的反抗斗争精神，而李香君则把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相结合。她们应该说都达到了各自时代的高峰，标志着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

女性的觉醒，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对自身的确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除了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而存在外，被剥夺的有话语权和自我存在。女性的觉醒就是把女人从附属于某种政治、宗教法律或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复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地位。元明清文学中所体现的这一觉醒历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体现了女性觉醒历程中的三个阶段：崔莺莺的觉醒属于第一个阶段——主体自我意识的产生，也就是对自己作为人的直觉的自我意识的朴素肯定。杜丽娘的觉醒属于第二个阶段——主体自我能力的自觉探索，具有近代色彩的性爱追求。李香君的觉醒属于第三个阶段——主体自我地位具体的、辩证的肯定，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主体价值。这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递进发展，体现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主要脉络和总体轮廓。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自主意识的觉醒，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