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所推祟的女仙也是彼岸之神性与现实的人性兼而有之，杜光庭笔下的女仙无不蕴含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这实际上是儒家重现实、重社会的伦理观念的体现。在《墉城集仙录》中，杜光庭借圣母元君之口强调女性品位大小根据行善高低来确定，“行善益算，行恶夺算”，提出“长生之本，惟善为基”。女仙凭借自己的仙术，施福于人间，作了行善的范本。如蚕女“食桑叶吐丝为茧，用织罗绮衾被以衣被于人间”，昌容“能致紫草卖与染家，得钱以救贫病者。”这些女仙被塑造成忠孝仁义的典型，宣传富有道教特色的忠孝仁义观念：“忠孝仁义立者，功及万物，生自可延。”小说是现实的社会人生产物，它不会象宗教教义那样严密、准确地宣扬宗教思想，生活于特定宗教氛围中的作家，其作品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唐传奇小说的女性除了有美貌、高明有见识和不凡的本领外，还是忠孝仁义的化身，不能说不是道教这种富有儒家伦理观念的思想使然。唐传奇小说中所赞美的妇女中，忠孝仁义居于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李娃、任氏之可贵，除了其事迹本身曲折感人，还在于由于她们的作用，她们的丈夫最终都功成名就，仕途顺利，子孙隆盛，完成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理想人生，体现出传统的功名观念，对于这一点，作者显然是有明确意识的。白行简称李娃“妇道甚修，治家严整”，荥阳生父母亡故，李娃“持孝甚至”，因此将之比作德行高贵的“古先烈女”，沈既济赞任氏“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致死”，突出的是任氏的贞节和忠诚。谢小娥矢志复仇，也是为一个孝字。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一水精，最能体现儒家广被天下、心系民众的胸怀。据载，翟乾佑用法术治云安险滩，十四处险滩皆治好，唯有一滩不应，翟乾佑命神吏追索，三日后，一女子前来陈述不伏的理由：“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难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得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佣负，不可得舟楫而安富商，所以不至者。”以险滩恶波而济苍生，突出的是儒家先天下之忧的胸怀，以道家之术而有为于天下，这或许正是道教的现实理想。如果说妇女的美貌体现的是道教长生仙境的美好诱人，高超的本领与见识体现了道教超越世俗人法术，那么，女性身上的忠孝仁义色彩则是道教与儒教合流从而在现实中立身的根本。

唐代本来就是一个道教氛围浓厚的时代，传奇小说创作的直接原因是文人的征异话奇，那么道教女性身上这种超越流俗的识见、不同凡响的才干一定会对文人的创作起着特殊的作用，广为流传的故事会激起文人的创作欲望，神乎其神的灵迹会大大刺激文人的想象力，而塑造一个个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又与普通妇女迥然相别的女性形象又会大大满足他们的审美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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