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首先探讨了祭祀的意义。其次，探讨了先王崇祀的目的。白氏“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的逻辑推论虽略显生硬，但却由此体现了他贴近民生的祭祀观。再次，探讨了祭祀活动的原则。《礼记·祭统第二十五》中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18}《礼记》突出强调了诚敬之心，而把外在的仪式看作是对诚敬之心的文饰。白氏在继承《礼记》中这种“著诚”原则的同时，更明确提出了“谨物”的原则，而“谨物”的精神实质就是反对淫礼，主张厚生。 在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生者通过丧葬礼仪希图表达对丧者的示孝感德，但究竟是越礼过制、奢侈浪费呢，还是量力而行、厚生利人呢?白氏在《禁厚葬》中云：
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终之礼，大失其中：贵贱昧从死之文，奢俭乖称家之义。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寖而成俗：此乃败礼法，伤财力之一端也。陛下诚欲革其弊，抑其淫，则宜乎振举国章，申明丧纪：奢侈非宜者，齐之以礼;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19}
白氏认为中唐丧葬礼仪所存在的问题一为“奢侈非宜”，一为“凌僭不度”;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败礼法”、“伤财力”、“辱于死者”、“害于生人”。
其实，白氏禁厚葬的思想早在贞元十八年(802)所创作的《百道判》第七十四道判《得丁丧亲，卖宅以奉葬。或责其无庙。云：贫无以为礼》中就已提出。判词云：“思葬具之丰备，欲祔九原;顾家徒之屡空，将鬻五亩。爱虽深于送死，义且涉于伤生。念颜氏之贫，岂宜厚葬?览子游之问，固合称家。礼所贵于从宜，孝不在于益侈。”{20}白氏把过礼伤生的问题如此醒目且反复申明，其意义在于：其一，透过其判与文，反映出了中唐社会厚葬风气之普遍与严重;其二，透过对厚葬陋俗之批判，表达了其连贯而浓厚的人文情怀。
五、文存炯戒，词通讽谕
树立什么样的文学观，坚持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创作，不仅是个关系着文风建设的问题，更是个关系文教德化成败的问题。正因如此，白居易在《议文章》中提出了“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创作原则，并对文学“纫王教”、“通讽谕”的功能进行了界定。他说：
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21}
上文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学应具有的功能。所谓“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是说文学最根本的功能在于传输文教德化，整合民心人情;其基本的功能在于忠告警戒和颂扬讽刺。前者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后者强调的是文学的道德功能，其二，文学创作应坚持的原则——“尚质抑淫，著诚去伪”。
白氏所强调的文学炯戒讽谕、惩劝美刺的功用，突出了文学稽考政教、察补得失的作用，且对他的诗论主张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讽谕诗的创作更发挥了指导作用。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22}又如约作于元和三年(808)前后的《寄唐生》云：“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3}又如作于元和十年(815)的《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24}白氏上述诗论主张，明显与其在《议文章》中所界定的文学功能一脉相承。此外，白氏还在其文论的指导下，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采诗官》中有云：“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25}这是对言路壅蔽、浮夸虚饰弊政的讽刺。再如作于元和五年(810)的《秦中吟·立碑》有句云：“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26}这是对阿谀奉承死人做法的讽刺。以上几首诗，既是讽刺诗论指导下的诗，又是关于讽刺诗论的诗。白居易的这些诗，既实践了他的文论主张，又丰富了他的文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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