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这种崇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及尚质重实、黜饰去名的主张，在《复乐古器古曲》中有同样体现。白氏在该文中首先阐述了政教得失与音声安乐哀淫间的关系。显然，白氏对《乐记》中的观点有所继承。《礼记·乐记第十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5}但白氏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则显现出了他的个性和识见。他说：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闻咸頀、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16}

白氏在文中探讨了世风与心境、心境与审美之关系。在关乎如何恢复正始之音的问题上，机械泥古派主张“废今器，用古器”、“舍今曲，奏古曲”。显然，这是对《乐记》中政声决定音声观点的简单逆推和幼稚运用。但岂不知，古之声亦有郑、卫之音，古之器亦能弹出淫靡之声。白氏在其论述中，摒弃了俗儒浮浅的观点，从源头上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即欲清除郑、卫之声，恢复正始之音，应从“善其政，和其情”入手。但白氏更值得肯定的深刻处在于，他解决了一个长期为人所忽略的重要课题，即世风与心境、心境与审美之关系的问题。白氏认为，政治的祥和决定着心境的平和，平和的心境对产生愉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享受具有决定意义。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音乐的内容具有调适、消解的能动性。反之，政衰俗怨，必然引起人心境的不快，而当以不快的心境面对优美的音乐时，听者也难以获得愉悦的感受。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欣赏音乐具有决定性作用。

四、存正抑邪，厚生利人

祭祀和丧礼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两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在此类活动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违背先贤设祭举丧之初衷的误区，使得祭礼和丧礼偏离了健康的方向。那么，该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祭礼与丧礼活动中人与神、人与鬼的关系呢?白氏在《议祭祀》中，对祭祀的意义、目的、原则作了论述：

祭祀之义，大率有三：祀于天地，所以示人报本也;祠于圣贤，所以训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先王因事神而设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诚，物尽其美。美致于鬼，则利归于人焉。故阜其牲牷，则牛羊不得不蕃矣。丰其黍稷，则仓廩不得不实矣。美其祭服，则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无牲，不田者无盛;则游惰者不得不惩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于天下，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也。……伏惟陛下：崇设人防，申明国典;蒸尝不经者，示之以礼;禳祷非鬼者，纠之以刑。所谓存其正，抑其邪，则人不惑矣;著其诚，谨其物，则人厚生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