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由此可知，神话在本质上是艺术而非科学，是用想象或幻想建造起来的艺术。没有幻想就没有希腊神话;没有希腊神话;也就没有希腊艺术。因此，用科学或者功利性很强的观点来解读神话的做法，与神话的性质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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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山海经》对夸父的死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既说他是逐日道中因干渴而死，又说他被应龙所杀，这岂不矛盾?现代神话学家袁珂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夸父乃巨人族名，非一人之名也。”也就是说，逐日的夸父和被应龙所杀的夸父并非一人，而是夸父族中的两个人。可惜，这也只是一种推断，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要弄清夸父真正的死因，还得另寻途径。
我们知道，夸父神话的中心主题就是“逐日”。“日”的表层意思是很明确的，即指自然界的太阳。但神话是幻想的艺术，这个特性又决定了它除了有表层的意义外，一定还有更深层的意义。甫雷泽曾指出：“神话是文化的有机成分，它以象征的叙述故事的形式表达着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在中国，“日”的象征意义就是指“帝”，“天帝”、“天子”，如炎帝又称“太阳神”等。由于杀死夸父的是应龙，应龙又是黄帝的手下，所以，这里的“日”亦可看成天地正神的“黄帝”。既然“日”有表层意义和象征意义，那么，把夸父“道渴而死”看成表层意义，把应龙杀夸父看成象征意义也应在情理之中，夸父之死的矛盾也可由此而解。
大凡故事总讲求来龙去脉。黄帝为何派应龙追杀夸父?夸父又为何要“逐日”?我们还得从神话结尾的“弃其杖，化为邓林”去追溯原因。试想，夸父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使出全身的力气抛出手杖，使它化为一片郁郁葱葱、桃花灿烂的桃林，为何不在北饮大泽的途中，而是在“函谷”附近的“桃林”?“桃林”，据《山海经·中山经》里记载在“今弘农湖县阌乡南谷中”。还载：阌乡“夸父山其北有林，名日桃林。”“自潼关至函谷，俱谓之桃林塞”。“桃林”即“桃源”，即“桃林塞”，它和夸父山现今都在三门峡灵宝境内，位居函谷附近。函谷，不仅是老子出关之地，也是大地母亲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地方，或者就是女神女娲的化身。前面说过，《大荒北经》记载：“后土生信， 信生夸父。”无疑，夸父就是后土的后代。据丁山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说：“后土是自初民社会所祭‘地母’神演化而来。因为地母能生五谷。五谷由野生培植为人工生产，是由妇女创造的，在女性中心社会时代，即称地母为后土。”地母，既然是中国的“大地母亲之神”，舍女娲又谁能当之?显然，夸父弃杖人函谷与女娲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所有长的物体——如木棍、树干及雨伞也许代表男性器官，那些长而锋利的武器，如刀，匕首及矛亦是一样。”而“箱子、皮箱、厨子、炉子则代表子宫。一种中空的东西如船，各种容器亦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以幽深的函谷为子宫，以长长的手杖为男性性器官是十分恰当的隐喻，这也是非常符合神话所具有的比喻、象征、幻想等形象思维的特点。夸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其全部的余力化为一片生机无限的桃林无非是告诉人们他深深地爱着大地母亲，至死也要投入母亲的怀抱。夸父爱恋自己的母亲也绝非空穴来风。“女娲在中国神话中有种种变相。她是伏羲之妻，也是黄帝之妻。”“这一对夫妇，常现身为一种奇特的长尾孪体连身形相。”“伏羲作为黎明之晨曦的象征，就是黄帝和太阳。”专家何新的考证让我们得知夸父不仅是女娲的孩子，还是黄帝的儿子。既然黄帝和夸父是父子关系，那么夸父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地“逐日”就只能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即每个儿童都是“爱双亲中的一个而恨另一个”的，“这是精神冲动的基本因素之一”。“无论正常的儿童还是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都有‘恋母’或‘恋父’情结，这一点则是相同的，所谓区别也只不过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弗洛伊德的“恋母仇父”说，被称为“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这种学说，虽然曾引起许多评论家激烈的争论和反对，但事实证明，它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在神话《夸父逐日》中，我们不是也可捕捉到这种“恋母”情结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于爱的偏执所造成的人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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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是古希腊三大著名悲剧家之一索夫科勒斯的神话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王子。在他出生的时候，神谕他长大后要弑父娶母而被遗弃，其预言最终得以应验，俄狄浦斯被他无意识的罪恶所震惊，他弄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了家乡。无疑，《俄狄浦斯王》是成功的，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同是悲剧、也具有“恋母”主题的“夸父神话”。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称其为“十全十美的悲剧”，自然包括了对这种既是母子又是情侣关系的认可。。在世界文学长廊中，悬挂着类似主题以供后人瞻仰的精品绝非仅此而已，弗洛伊德总结说：“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夫科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弑父的动机都是为了争夺女人。”此外，还有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卡夫卡的《判决》等也都是类似作品。据心理学家分析：儿童在性发展的对象选择时期，首选是双亲，男孩以母亲为选择对象而女孩则常以父亲为选择对象。小孩做出如此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性本能”，同时也是由于双亲的刺激加强了这种倾向，也就是由于母亲偏爱儿子和父亲偏爱女儿促成的。
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同样适合夸父神话。是夸父让我们发现了我们人类天性中的弱点，也是夸父为我们承担了“罪恶”。或者说，我们那被压抑的愿望在夸父身上得到了释放。所以，从这一点说，人们视夸父为巨人、英雄或莽汉、狂夫，对夸父或赞美或嘲讽，表面上是人们对夸父逐日有不同看法，其实更大程度上显示了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即一方面出于“道德”的原因，我们拒绝和排斥夸父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本能上又渴求和赞赏夸父的行为。这与我们的民族意识及文化心理也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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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俄狄浦斯王》相比，夸父神话并没有生动而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丰满的人物形象，一切都是朦朦胧胧、含含糊糊的，如果说，俄狄浦斯的故事已完成了“恋母情结”的全过程的话，夸父神话则只不过是“恋母情结”的“胚胎”罢了。按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对神话的分类来看，夸父神话只能是神话初期的“独立神话”而不能成为神话成熟时期的“体系神话”。他认为“当一个原始民族奋力挣脱紧紧束缚着它的蒙昧状态时，体系神话也就诞生了”。中国虽然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创造出“体系神话”。关于这一点，鲁迅分析说：“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广大，而又有散亡。”应该承认，“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确实使中华民族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但所带来的封闭性又使得各种文化形式的探索浅尝辄止。显然，在这种自闭环境中，夸父要想成为真正的“俄狄浦斯”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再说，在我们所看到的神话中，无论是女娲还是夸父，其形象基本上还是“动物”，直到汉代，女娲和伏羲的形象也还是人面蛇身，因此，种种现象表明，夸父神话仍处于神话发展史上的幼年时期。
综观中国神话发展的历史现状，夸父神话确实还具有很大的朴野性，但其可爱也正如此。夸父完全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始“逐日”行动的。仿佛没头没脑，好没来由，憨憨的，傻傻的，又是那样自不量力，执意妄为，但他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渴饮河渭和弃杖化林的气魄及精神却又是那样的震撼人心!夸父是“可恶”的也是可爱的;是鲁莽的也是执著的;是幼稚的也是伟大的。无论后人说他是英雄还是蠢夫，我们更愿把他看成是一位天真无邪、率性而为的儿童，他毫不掩饰径直地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憎!
其实，神话无非就是“童话”而已，是人类在童年时的梦想。在今人看来，它可能是荒诞的而非理性的，但它的生动活泼、充满幻想的特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儿童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虽然说中国的神话，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发展到“最完美”的地步，但也应该有神话固有的“天真”和“稚气”。对神话的解读，也应该立足于人类的儿童时代，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依据儿童的心理和中国神话的特点，来发现神话记载中人类童年时代可能的活动轨迹和动因。
综上来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对“夸父神话”的解读存在很大的偏差，尤其是在“夸父”和“俄狄浦斯”的“恋母”问题上，中西所表现出民族意识、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但这一差别的存在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从人类儿童时期的心理过程和中国神话的发展特点的角度来解读古代神话所蕴寓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