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封建社会时期，“门当户对”是封建婚姻制度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这种观念源自于在东汉时期就有的门阀制度。到了晋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隋唐以科举取士，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使许多庶族出身的士子有了更多的仕宦机会，门阀制度渐次没落，但崇尚门第的风气在唐代社会仍在延续。而在唐代士大夫阶层，他们之间互为婚姻，以礼法家教自命清高，门第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据《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载：唐太宗深恶“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以为甚伤教义”。对官修《氏族志》以清河崔氏干为第一等，大为不满，下令重修，把崔氏干列为第三等。⑤据唐刘(食束)《隋唐嘉话》载：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为子向山东士族求婚不遂，怂恿高宗下诏禁止最著名的士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等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代门阀氏族——“七姓十一家”之说。对于这些大族，文宗更是无可奈何。《太平广记》载：文宗为太子李永选妃，士庶感到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相说：“朕本求郑门衣冠女子为新婚，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不久，太子暴死，这件事作罢。⑥后来唐文宗为之大发感慨：“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见《新唐书·杜兼传》)可见崔家的显赫势力。《西厢记》及其素材本唐元稹的《莺莺传》、基础本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是以唐代这一历史为背景，深刻揭示和反映了唐代这一历史事实。从传奇到杂剧，主要人物，崔莺莺及其崔老夫人郑氏，作品中无论有无说明人物身世，单从人物姓氏和关系就能看出，莺莺的父母崔、郑结合就是当时最时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他们的女儿崔莺莺，就成了显赫望族的千金。当时，能与七姓中的千金结为伉俪，是多少士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到这里，我们可以假设，《西厢记》中，如果崔莺莺遇到的是七姓十一家的子弟，而不是张生;或者，莺莺是七姓之外的莺莺，张生仍然是张生，《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将要重新定位，其思想价值将被大打折扣。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作品中人物姓氏特定的含义。但通过对素材本《莺莺传》、基础本《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比较，三个版本人物姓氏相同，所反映的主题思想还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有些相差甚远。

《莺莺传》是一篇传奇小说。说的是，唐贞元年间，张生游蒲州，住在普救寺，与寄居寺中的崔莺莺相识。在婢女红娘的撮合下，二人在西厢同住凡一月之久。后来张生去长安赴试，抛弃了莺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崔家并非相国门第，张生并非礼部尚书之子。 但“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可见崔张还是亲戚，门第高低悬殊不大，不存在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也体现不出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主题。从其中的情节和最后的结局可以看出，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称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作者欣赏张生对莺莺的轻佻态度，不仅宣扬女人是祸水的思想，而且称张生负心背义行为是“善补过”。有人说，张生就是元稹本人，显然元稹的创作意图是为自己、为当时不入望族的儒生的类似行为的开脱。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后记中对这篇作品作了尖锐的批评：“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打破窠臼，一改文体，并将全文不满三千字的《莺莺传》，洋洋洒洒扩改出五万多字。非但使《西厢记诸宫调》有了自己的戏骨，能与原著分庭抗礼，更直接影响到后来王实甫的再创作思路。但就其作品思想价值还是不能与王实甫的处理相比的。作品中介绍了崔张身世，维持反对望族集团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思想，还把崔张爱情悲剧改为大团圆的喜剧，赋予了作品歌颂自由爱情、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可以说，董解元笔下的西厢故事犹如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漫漫长夜中的一盏灯，让那些被封建礼教束缚几千年的青年男女看到了希望。但这盏灯不是一盏明亮的灯。因为，在作品中，董解元表达了“自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观念，并且把崔张之爱，与“报德”“功名”连在一起，仍逃脱不了“门当户对”的嫌疑。这就决定了积极主题的不彻底、不坚定性。

在《西厢记》中，崔张固然是才子佳人，但作者没有把他们的结合归结为“才子配佳人”这一主题上。而是通过大篇幅的情节渲染他们的一发难收的“情”，得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的观点。从另一角度看，作者交待了张生虽是礼部尚书的儿子，但父亲不幸早亡，母亲随即辞世，家道败落，“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学四方”。崔莺莺做相国的父亲虽然也已去世，但特别交待莺莺是当世七姓中最显赫的博陵崔氏、荥阳郑氏的后代。这样处理，张生跟莺莺相恋，就有了身份、地位的悬殊，不言自明地提出了反对“门当户对”的思想。作品中崔、张家世的定位，可以说是王实甫《西厢记》借故事情节，揭历史现象，体现反对封建婚姻门第观念的思想意义的点睛之笔。

三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职业排位，把文人排在第九位，而把僧人摆在第三位，反映了元代对宗教的重视或者说宗教势力在元代的强大。成吉思汗就说过：“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做他们的偶像中的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⑦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道、佛、儒三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元代统治者极度的崇拜。“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奉宪宗之命征云南大理，道经吐蕃地区，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班之俗八思巴应召入见，‘日见亲礼’。忽必烈继帝位后，‘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此后，萨迦派历代领袖均被尊为国师或帝师，许多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相继被封官拜爵。”⑧这就是元代的社会现实：文人不如僧人，科举殿堂不如道观庙宇。而《西厢记》所反映的唐代，佛教的势力比元代更大。佛寺可以官立，也可以私办，寺院林立，他们拥有大批土地，而且可以豁免赋税，很多和尚与官府相互勾结，横行乡里。《西厢记》作为文学作品，王实甫一箭双雕，运用戏弄性和调侃性的手法，对唐、元两个时期的这一历史现象作了一些暴露和讽刺——寺庙并不是宁静神圣的殿堂，和尚并不是六根清净的僧人。在以下几个情节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其一，《西厢记》主要矛盾冲突是崔张追求爱情、争取美满婚姻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而这场斗争安排在香烟缭绕、钟鼓声声的寺庙中展开，在宁静安谧的佛门净地崔张“吟诗挑逗”、“偷期密约”，谱写了一曲伟大的自由恋爱的爱情赞歌。

其二，在为老相国超度亡灵时，本是六根清净的和尚们因为贪看美丽的莺莺而心不在焉，主持道场的大法师也不例外，因此法聪和尚的光头被误作金磬而遭敲打了。

其三，在兵围普救寺的紧要关头，一向“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老夫人，向两廊僧俗许诺，谁能退得贼兵，便将莺莺许配为妻。如果退兵的不是张生，而是和尚，《西厢记》将是另一种版本：和尚娶妻。这显然是借维护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老夫人，对封建之“道”、之“神”的公开嘲弄。

结 束 语

王实甫是历代西厢故事的集大成者，《西厢记》不仅有优美的曲辞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主题。《西厢记》的创作完美体现了恩格斯的“三融合”的文艺思想。这也是《西厢记》成为思想界震动最大的文学作品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古卫红)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郭沫若.《文艺论集·<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M].上海：光华书局.1928.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⑤⑥ 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⑦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⑧ 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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