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不是李冰儿子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该书又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这种癔测，造成了矛盾，造成了二王庙内长期“子掩其父”的怪事。文革前，作为二郎神家庙的二王庙内一直是二郎神高踞大殿为主神，李冰仅居偏殿配享。

“子掩其父”，按封建社会尊亲孝道原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容忍的。抛开朱熹的“父子说”，承认二郎神是比李冰年代早得多的蜀国开山老祖宗蚕丛，则“子掩其父”问题是不存在的。李白《蜀道难》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在暴秦灭蜀以前，古蜀国王朝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即望帝)、开明(即丛帝，也即是鳖灵，也即是李冰)。蚕丛(二郎神)比鳖灵(李冰)早得多，是蜀国的开国老祖宗，当然该居大殿啦。然而，在三星堆古蜀国祭坛及丰富文物未出土之前，有人对此很不解，感到茫然。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璋参观二郎庙(二王庙)，见二郎神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配享，遂发出“子掩其父，得毋紊欤?!”的慨叹。这位外省来的官员，不了解蜀地土著民情，所以开黄腔闹笑话。其实，在蜀地土著百姓心目中，二郎神根本不是什么秦官李冰的儿子，而是古蜀王蚕丛的化身，根本不存在什么“子掩其父”的问题。民间传说孕育出来的二郎神，正史上没有其人其事，更便于附会神化，故二郎神的神话大大超过李冰神话，本领神通也大大超过李冰。二郎神姓赵、姓杨、姓李诸种说法的矛盾抵牾，恰恰说明二郎神无姓无名，很神秘。在1986年三星堆古蜀国祭坛的纵目人大面具未出土之前，人们胡乱猜想，想不出二郎神的原型就是古蜀王、纵目人蚕丛。姓赵姓杨姓李说，都是不懂蜀地土著民情，不懂古蜀国历史的人，杜撰的谬说。而二郎神即蚕丛的说法出来后，姓赵姓杨姓李三种说法长期的争论与相互诋毁，就可以结束了。

据《宋史》载：“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诏修神保观，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云，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可见北宋时京城的一般男女，已不晓得二郎神的来历，他们对产生于蜀中灌口的二郎神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是茫然的。

灌口二郎神在民间信仰的加深，使封建王朝顺乎民心地多次对二郎神封赠王号。据《龙城录》载：唐明皇幸蜀，封二郎神为“赤城王”、“显应侯”，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封二郎神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南宋时，又封为“显英王”。元至顺元年(公元1130年)，元文宗又封二郎神为“承积广惠显英王”。

李冰是古蜀国国王，而不是秦太守

二郎神是古蜀国蚕丛帝，李冰又是谁呢?李冰不是秦王派来的，李冰是古蜀国国王开明帝，换句话说，李冰就是鳖灵。

《史记·河渠书》是最早记载“冰凿离堆穿二江”(即修都江堰)的。该书把“冰凿离堆穿二江”放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郑国治水之前。西门豹治水在公元前440年，秦灭蜀在公元前316年，这说明修都江堰是在秦灭蜀之前。秦灭蜀的目的,正是急需粮草等军需物资,去翦灭六国夺取天下.为什么在这急需农产品的时刻秦王朝不马上兴修水利而要等60年以后才去发展农业,兴修都江堰?,按现在一部分人的观点，都江堰是秦灭蜀后过了60余年的秦昭王末年修的，那么都江堰与郑国渠是同时修的。为什么秦史上明确地详细地用140多字描述秦修郑国渠，并出现6个秦字?这段描述包括确切的年代、具体的人物、事件、起因、人物对话、结果。而对同时的功效规模名气大得多的都江堰，只字不提。秦修郑国渠在《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元年》中再次出现，而所有秦史典籍上，一丝半毫都没有秦修都江堰的记载。同时的水利工程，为什么郑国渠写得详细，都江堰写得极简略?秦史上为什么不记载秦修都江堰?急功贪利的秦，到处刻石颂秦的秦王朝，不可能这样谦虚，捡芝麻丢西瓜，在秦史只记郑国渠而不记都江堰。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了960多字详细描述西门豹治水，他不可能把西门豹之后近200年的李冰，只用几个字简略记载。

上述事实，只有唯一的解释：都江堰是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时代修的，秦王朝根本没派人来修过都江堰。李冰不是秦守，而是蜀国土著，是古蜀国国王鳖灵(鳖灵说快了就成了冰)。

“守”字的含义，在郡县制未实行的先秦时代，是指“诸侯国国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即商周天子，以四夷为“守”。“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居为社稷之守”，守，又可以泛指统治者、负责人。守的含义，要看守处于什么时代。“冰凿离堆”的时代既然在西门豹之前，在秦灭蜀之前，在郡县制未实行之前，则蜀守李冰不可能是“郡太守李冰”而是“诸侯王李冰。”如果说李冰是秦昭王末年派来的所谓郡太守，是大官，其地位肯定比普通工匠郑国高得多，为什么秦史中竟然只字不提李冰修都江堰而要详细记载郑国修郑国渠?舍官而述民，不符合秦史官本位原则。耐人寻味的是：除《史记》、《汉书》说“冰凿离堆”外，其他有关书籍，包括《风俗通》都不提“冰凿离堆。”而只言开明(鳖灵)凿玉垒山(离堆)。

再说，秦灭蜀的目的是很明确的，秦史中记司马错向秦惠王论伐蜀，理由是“蜀为天府”得蜀可以“富国缮兵”，为进一步灭楚擢取物质后盾。天府形成的前提是都江堰水利。可见都江堰的开凿，是在司马错率秦军灭蜀之前。在当时战国混战时期，秦不可能在灭蜀以后60多年的秦昭王末年才修都江堰，才创建天府，才为统一战争准备军需物资。太迟了，统一天下的就不会是秦，而是楚或齐了。司马错灭蜀后，又立即率军队在成都上战船，顺流而下去攻打楚国，如果没有“成都二江”，军队怎么行船?要等60多年后吗?等不及了。所以说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是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时代。

古蜀国国王李冰，被歪曲为秦昭王末年的“秦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的泰山太守应劭，他在其带神怪小说色彩的《风俗通》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秦昭王时，秦国的水利工程是修郑国渠。应劭却郑冠李戴，想当然地以为都江堰也应是秦昭王时修的。应劭没到过蜀地，根本不了解蜀地民情，而后来的蜀地史学家常琚写《华阳国志》，却与应劭的“秦昭王说”唱对台戏，说是“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秦孝文王上台三天就死了，是不可能派官员到蜀治水的，这两者的矛盾处，正给后人留下了疑点和争论的“依据”。《华阳国志》把凿玉垒山(离堆)的事，归于鳖灵(开明)，而把所谓秦太守李冰的治水事迹，分散到其他地方，远离都江堰的地方。应劭的“秦昭王说”首创李冰为秦守的谬说，引起了后世人长期的迷惑、怀疑与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凿离堆(修都江堰)的，究竟是鳖灵，还是李冰。其实，争论完全可以停息了——因为鳖灵就是李冰，同一个人，异名而已。编年体的《史记·河渠书》把“冰凿离堆”放在西门豹、郑国之前，说明“冰”只能是古蜀国国王，冰即鳖灵。《史记·河渠书》作者司马迁自言曾“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为写《河渠书》，他是到过离堆的，他的话，肯定比应劭可信。司马迁来到蜀地，访问蜀地父老，把父老传说的带神话色彩的荒诞而不雅训的“鳖灵”改用不带神话色彩的同音字“冰”来记录，以保持“正史”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古蜀国史书被秦军烧光，古蜀国的社稷祭坛被埋于地下，无奈之下，司马迁也只有采用蜀父老们的传说了。当地土著发音快，外省人司马迁，难免不会听成“冰”。当代的史学家比司马迁幸运，1986年出土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和2001年出土的成都金沙古蜀国遗址，都是雄辩的实物史料，司马迁没看见过实物史料。三星堆和金沙，有力地证明着都江堰和“天府”早在秦灭蜀国之前就存在。

二郎名称的来源

蜀地民间长期酝酿的二郎神，为啥叫二郎神呢?1974年都江堰河底出土了东汉末年(公元168年)造的“镇水三神石人”之一的李冰神石人，次年又在河底出土了缺头的持臿神石人(镇水三神石人之二)。根据各地东汉石像对称美原则，没出土的第三个神石人应与第二个持臿神石人相同，对称地侍立在“李冰神石人”两侧，同受蜀民的崇拜祭祀(如同释迦佛两侧侍立的二菩萨)两旁的持臿神石人，身材苗条，比李冰矮小，显然是青年男子。而古代的青年就叫“郎”(汉代已然)，又古代王侯的侍从官、副官通称郎或侍郎。都江堰在唐、宋时叫“侍郎堰”，即本于此。《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小郎君”，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称二郎神为“少年都美清源公”，正与两位持臿神石人身份吻合。因持臿神石人有劳动工具，有劳工的影子，所以更受蜀民喜爱与崇敬。无名无姓的二位郎，在口碑中传颂。后来，洪水将“三神石人”埋于河底，民间传颂的二位郎在一代代的传颂中发生了讹传，二位郎被误解为一位二郎。二郎无名无姓，于史于征，更便于神话夸张，蜀人便借尸还魂，把一代代传说下来的蚕丛帝的特征即三星堆祭坛上神王巫三位一体的纵目人变为二郎特征，把三星堆“ ”形玉兵器，变成二郎神手中独特的兵器，把三星堆青铜九乌神树反映的后羿射日神话，附在二郎神身上，使他喜欢射猎(古蜀国王们也喜射猎)这样一举两得：既祭了古蜀老祖宗，又祀了治水的“神石人”。当封建士大夫戏说李冰是秦王派来时，蜀民反感，起而抵制，便把崇拜重心转向二郎。为“反抵制”，朱熹又将二郎神定为李冰儿子。于是出现了“子掩其父”的情形，违反了父父子子的四字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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