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周作人也是赞同托尔斯泰的，后来思想发生了改变，在<致俞平伯》一文中他说：“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可以放任”0[5](嘣在<诗的效用》一文的开头就对“诗歌是劝人向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分三个方面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诗歌的效用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文学既是个人的又是世界的，是以个人的角度去打量社会.这样就难免会融入主观的情思。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一般不会去关注作品对社会的影响.而更注重的是对自我的的表达。“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和，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自然的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嘴)所以周作人认为.真正的文学家不应该太过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更不应该过多的去趋奉读者的爱好而进行写作。其次，周作人认为俞平伯提出的“诗歌是感人向善的”这种说法中。“善”字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没有确切的标准。“现代通行的道德观念里的所谓善，这只是不合理的社会上的一时的习惯，决不能当做判断艺术价值的标准”，[’](暇)这里就包含了对“善”的概念的质疑，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把文学看做“劝人向善”，反而会使人陷入歧途。最后，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向善说”是建立在能懂的人的多少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现实中，一个读者要真正理解一首诗歌，是要经过一定水平的训练的“文学家虽然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在他看来“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表现了”。[7这其实也就牵涉到了诗歌的“贵族化”的命题。可以说“贵族化”的观念是建立在周作人早期的这些对诗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诗的效用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他以后在诗歌理论研究上所走的方向。
三
在用白话写作诗歌的风潮普及整个社会以后，对诗歌的写作又上升到一个新的要求。这个时候最激烈的讨论莫过于对诗歌平民化与贵族化的论争了。白话诗歌的提出在于打破文言文一统文坛的局面，所以在早期的创作中，诗人们注重的是“作诗如作文”，以达到语言的通俗易懂，进而对白话诗进行普及。这种观念的直接后果是使诗歌因语言的散文化而失去了“诗味”。最早起来反对诗歌的“散文化”倾向的当属康白情，他在l920年发表的<新诗底我见>里对早期白话诗歌提出了质疑，并针对“平民的”诗歌提出了“贵族的”诗歌观念。这一新命题的出现.使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种关于诗歌理念的矛盾表现了出来，即“作为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组成部分的新诗，它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必须追求诗的‘平民化’……但作为现代艺术思维的产物的新诗，它的现代性与先锋性又决定了它只能、并且必然是‘贵族化’的”。【e】∞’在这两种倾向中，周作人始终是站在使诗歌贵族化”的队列中的。虽然早期他写过<平民的文学=》一文，但他所说的“平民的文学”主要使指的反映平民生活的文学，是“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3]’这种观念与“平民的诗”这一概念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康白情之后，又相继有俞平伯、成仿吾、闻一多等人加入到诗歌“贵族化”的探讨中。1926年，穆木天发表<谭诗>，第一次明确的反对胡适提出的“做诗如作文”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9]’并提出“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的意见。他提出的“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看法把康白情“诗歌贵族化”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也为后来的现代主义诗歌打下了基础。
周作人对穆木天的主张是极力赞成的，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面所提到的那样，认为周作人和康白情一样认为诗歌应当是“贵族化”的。早在20年代初，周作人就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区分了二者的关系。并指出“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
在后来所作的<(扬鞭集)序=》里，他更是直接的指出早期白话诗太过直白，“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1”为了使诗歌多一点“余香和回味”，他认为应该在创作中使用西方所谓的象征的手法，诗歌的精意便在象征。同时他也发现，西方的象征在中国也“古已有之”，这便是<诗经》中“兴”的表现手法。所以在周作人看来“象征”既是外来的新潮流，也是中国的旧方法，中国的新诗“如往这一路走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就可以产生出来了”。【4】t’这种中西融合的观念，是对早期白话诗歌反叛传统的口号的纠正，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指明了
正确的方向。如果说新诗发展的早期是对西方现代化艺术手法的吸收，那么在这以后，周作人提出的中西融合观则使人们将目光重新定位在历史和传统所传承的文学艺术上，那么文学，更确切的说是诗歌的发展方向则应该重新返回传统，寻找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族化艺术。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又提出了诗歌的民族化，号召诗人们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他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部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5](P乃a)因此在给何值三的<农家的草紫>所作的序言中，尤为重视何值三诗歌中的乡土气。这也是与周作人对故土的眷恋分不开的。中西文学融合的观念是周作人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可以说是为当时的诗歌创作者和理论建设者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新诗出路的方法。后来的新诗发展道路也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象征派诗歌的蓬勃兴起无疑是在这种“融合”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周作人早在二十年代即新文学发起之初就以诗歌创作的实绩和对新诗理论颇有建树的研究确立了自己新文学运动先驱的地位，诗歌要表达诗人的真实的情思，诗歌的“贵族化”理论和中西融合的诗歌发展之路，都是早期他对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主张在新诗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忽略的，它们连同周作人的名字将永远嵌入文学殿堂的天穹。正如废名所说：“如果不是随着周作人先生的新诗做一个先锋，这回的诗革命恐怕……革不了旧诗的命了”。[210~-甜’周作人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的贡献的确是卓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