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两分法还是三分法，都表明黄氏的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水平上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黄氏的小说创作从其题材看，由传统的历史与社会两大题材(《洪秀全演义》与《廿载繁华梦》)，转而主要写近事小说，而后一类小说往往用狂风暴雨式的描写、议论，甚至攻击，以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前期的小说风格大异其趣。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创作意图也使作者急功近利，导致其艺术成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黄小配近事小说的原型

研究者都认为，黄氏的近事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将其主人公与当时的真人对上了号。但是，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原型是否一致的问题上。研究者对周庸桔、张任磐、康有为、袁世凯这几个形象有不同的看法。像<廿载繁华梦》的主人公周庸佑，字栋臣，影射晚清广东大买办周东生(栋臣是东生的谐音)。在从原型到典型的转变过程中，作者的处理手法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至于《宦海潮》的主人公张任箬，其原型是清末外交家、广东南海人张荫桓，有研究者认为，黄氏对这位“外交人才流露了赞许之情”，也有人认为“作者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他为求得升官发财而采取的种种卑劣行径”。对于康有为这个人物，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在小说中处理得十分失败。因为康有为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有意丑化了”，但是也有人认为，“从陈少自、曾克瑞以及康有为儿媳庞莲的回忆来看，黄世仲笔下的康有为基本符合原型”。对于袁世凯，有人认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脚，但是阿英说：“用于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不过批评过后转而又说，作者写袁世凯“不是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逸事来补正史之不足，而是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中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进行取舍抑扬乃至虚构”。既然有这样的创作理论作为指导，那应该明白，黄氏塑造人物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创作理想，不是为人物立传，所以，在材料的取舍和加工上，黄氏有他自己的理由和方法。

事实上，小说与史传或者人物传记有很大不同，而不同的文体对真人真事的处理在程度上要求是不同的。小说人物可以来源于生活、历史;但是生活、历史中人物，并不等于小说人物，小说家要对人物材料进行适当的选择和加工。而作家对其进行或深或浅的加工，就要看其思想认识、创作意图与创作水平的高低了。因而，对于小说创作，没有必要就小说人物与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是否完全相符而争论不休。

四、黄小配近事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对此，有的研究者肯定其思想内容，而否定其艺术成就;有的则是肯定其艺术成就而否定其思想内容、创作动机。

就举《大马扁》为例，有人认为：“所写多非历史真实，有些完全是出于丑化”，“这种描写虽出于当时革命宣传的需要，对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创作的动向不能说毫无意义;但从文学角度来衡量。应视为失败之作”…如。这是肯定内容、否定形式的观点。不过，也有人说：“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充满错误与荒谬之处，艺术上也较平庸，基本上是一部失败之作。”这种观点是从内容到形式都一致否定。再说《宦海升沉录》。有人认为：“在演述某些历史事件和塑造袁世凯形象方面，也有不妥当或不准确的地方，但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小说，它的进步倾向是主要的,这种观点对其成就含糊其词，承认其有所成就，却又没有肯定地说其好在何处。但是，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之间没有形成尖锐的对立阵营，也没有因为激烈的论争而形成公开对立的两个派别。

出现这种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黄氏近事小说的研究没有充分展开，介绍性的东西当然不能形成学术气候;其次，各自都有自圆其说的条件，“因为小说家言，畸轻畸重之处，自然也就难免了”;再次，研究者多对黄氏所处的时代和思想表示理解，这是由于“属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思想方面的局限所造成的，与带着阶级偏见进行恶意的攻击和诽谤到底不同”，正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人严厉指责过黄氏的小说创作。

五、黄小配近事小说与谴责小说及其他革命派小说之比较

赵明政先生指出，谴责小说与黄氏近事小说有以下区别：第一、从思想内容和立意方面看，谴责小说“往往千篇一律地暴露官场伎俩，停留在指斥、嘲骂时弊之上”;黄氏的小说“没有停留在暴露谴责上面”，“有着明确的意图——推倒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在揭露中蕴含着积极的主题”。第二、从小说结构方面来看，谴责小说“采用平面横式结构”，“罗列奇闻怪状和官场丑闻，编成一组组互不连属的故事”;黄氏的小说“采用纵式结构”，“以一人遭际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进程，以一人的经历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第三、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来看，谴责小说“缺少完整的典型塑造，往往是人物性格单一，形象单纯”;而黄氏的小说“比较注重刻画人物性格，所以人物性格有发展变化，人物形象还写得相当丰满”。　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相比，首先，一般革命派小说的思想“由作者直接说出来，而不是由小说的情节和场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黄氏的思想“观点大都能渗透在生活画面的具体描绘之中”。其次，一般革命派的小说家“为了宣传‘新理想’，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大率出于虚构，想象和幻想的成分比较多”;黄氏的小说“有意从历史和现实中选材”，“他揭露、抨击、谴责的，一律是晚清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风云人物……寄寓作者的革命思想”。

黄氏的近事小说与谴责小说、其他革命派小说的不同，正是黄氏近事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研究者对此只是从个别篇、部小说出发去比较它们的异同，没有全面地从作家的出身、经历与生活的地域文化特点、社会思潮的变化、小说发行的载体、小说发表后的社会效应等方面对所有的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因为上述提到的几个因素，都对黄氏近事小说形成个性风格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六、黄小配近事小说的价值与地位

黄氏的近事小说有着独特的地域色彩及认识价值。颜廷亮先生就说：“近代岭南地区产生的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有三位，即吴趼人、苏曼殊和黄世仲……吴趼人和苏曼殊都写过不少小说作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岭南以外的地方写作的;同时，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始终和维新派联系在一起，苏曼殊的小说作品虽属于民主革命派作品而其基调并不怎么高。黄世仲……的小说作品均是在岭南地区写成的;他的所有小说又都是和民主革命派的政治紧相联系并具有很高的基调。如果从岭南小说史研究的角度看，他的地位应当说是高于吴趼人和苏曼殊的。加上他在报告文学、政论、谐文以至剧本等创作上的贡献，其在整个岭南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是并无过之者的。这就是说，黄氏的小说在岭南地区创作，又反映岭南地区特色的风物，比单纯出生于岭南而其小说无岭南特色的吴趼人与苏曼殊，对岭南文化做出的贡献更大，意义更深远。因为黄氏的小说中最能反映岭南特色的就是数量占优的近事小说。谢永光先生也点出了其意义所在：“早期虽然涌现不少广东小说名家，但由于环境特殊，这些广东作家的文言或粤语作品的地区发展性受到局限，能够跨越香港打人国内市场的，只有何诹的《碎琴楼》、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以及《廿载繁华梦》”。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虽然将黄氏与广东另一位报人小说家梁纪佩置于同一节介绍，也注意到他们在题材与小说特色方面相似甚多，但遗憾的是，却没有对这种很有闪光点的特色进行比较，从比较中突出二人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就与贡献。

七、黄小配近事小说整体研究的不足

目前，多数学者对黄氏近事小说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其个别作品进行简介的层面。其实，其近事小说作品在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上是息息相关的，它们彼此呼应，共同服务于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产生了连锁的社会反响，因此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认识，这样才可望较为确切地衡估这类小说的审美认识价值。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较早注意到黄氏近事小说在内容上有内在联系、在艺术上有相通之处的，是欧阳健。他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就说：“透过小说的表象去考察一下背后的严峻事实，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宦海潮》凡例中一再宣称的‘不褒贬过甚’的宗旨，不仅在《大马扁：}中被彻底地抛弃，即在《宦海升沉录》的创作实践中，也不曾得到贯彻。同张荫桓的列传相比，用于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而且这种抑扬失当、是非倒置，同反映在《大马扁》中的问题在性质上还有根本的区别。这说明，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将黄氏的小说创作理论，放到其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加以验证和评价。其评价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其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还是颇值得取鉴的。

遗憾的是，目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够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予以整体观照的研究方法似乎还比较少见，而整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就相当欠缺，这显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和评价黄氏近事小说的创作实绩。

总之，关于黄氏近事小说研究，虽然已在多方面铺展开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值得注意且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有人提出，黄氏既继承了传统的小说技巧，又吸收了西洋技法，但是却没有进一步研究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如，有人分析了《宦海潮》与《宦海冤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可是没人注意到，黄氏从《廿载繁华梦》到《五月风声》之间也有联系与区别，这种关系反映了其小说艺术的变化规律。可见，黄小配近事小说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正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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