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女性结社。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道：“结社这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可见当时女性结社蔚然成风，规模也很大。著名的女性诗社有“名媛诗社”、“蕉园诗社”、“清溪吟社”、“秋红吟社”、“湘吟社”等，女子结社对于女性的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来她们可以相约游山玩水，开阔视野，从而丰富诗作的内容，二来她们可以更相唱和，互相切磋文学，互相促进，共同出版诗集，这些对女性诗歌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

再看创作的区域化。

这里主要指的是女性创作的地理分布。笔者在此想以明清之际安徽籍的女性作家为例来说明。笔者据《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明清有诗文结集的安徽籍女作家计约240人，其中明代16人，清代224人;从地理分布来看，以南方的为多，又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以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一是以休宁、歙县和婺源为中心的徽州地区。

首先是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明清之际桐城出版过作品集的达五十多人，蔚为大观。桐城自古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此地悠久的文明。这里诞生过很多的杰出人士，清代的“桐城派”可谓闻名遐迩。这里不但男性文人学士辈出，而且女性才人也层出不穷，前文提及的名媛诗社就诞生于此，正是此地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孕育了无数的才淑名媛。

其次是徽州地区。此地亦是藏龙卧虎，自古就是个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最著名的当推徽商文化，明清之际徽商盛极一时，他们踏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徽商尤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作法在当时可以说形成了风气，因而女子读书自然成了易事。徽州女子温柔贤惠，知书达理，这与当时重视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另外，徽商们长年在外，家中也需要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来支持门户。正因为这样，女子习文学诗成了风气，女性吟诗作对更是一种风尚。

笔者不仅想以此来作为明清女性诗歌繁荣的一方面原因，更想说明的是：我们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区域内，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清。

三 文学史中女性诗人、诗歌的缺席

(一)解放前女性诗人、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前文笔者描述了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并且浅析了其原因，毋庸质疑，明清的女诗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打开现在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如此繁荣的女性文学在文学史却难觅其踪;再从研究角度来说，研究的文章几乎集中在蔡琰、李清照、秋瑾等少数几个人身上，出版的研究专著也很少，几乎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像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等，这令我们深思。诚如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一文说道：“唐宋以后，闺秀诗虽然很多，有无别人捉刀，已经待考……内中惟李易安杰出可与男子争席，其余也不过尔尔，可怜我们文学史上极贫弱的女界文学，我实在不能多举几位来撑门面。”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刚性的，阳性的，男性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担负着社会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儒家的传统强调做人，实际上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因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男人的事，在他们眼中是没有小人进入的，没有女人进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习文则淫”，女子被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她们只有深居闺阁之内，处于被压抑奴役的地位。男女这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使得女性被排斥在主流话语权之外，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声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完备的伦理体系，使得女子应以持家为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男权的压制下，女子自幼就接受这种暗示，并将这种禁锢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班昭就曾制《女诫》来让女子学习，以正妇德。谢无量说：“夫男女先天地位,既无有不同;心智之本体，亦无有不同。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学而论，女子固亦可与男子争胜。然自来文章之胜，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乔以钢女士也指出：“传统女性意识的构筑，不仅基于妇女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的自然现实，而且基于妇女长期处于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历史境遇。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外部世界建构的各种权利而只能退守家庭，并且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精神戕害，绝大多数人的女性意识处于一种严重扭曲的状态。在强烈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同时，否定了这种性别的‘人’的实质，在被迫与妇女传统命运认同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生成按照男性中心的伦理规范看待外部世界和女性自身的眼光。”可见女子在男性权利的映照下，经济、政治上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以致自身独立的意识也日渐被消磨，因而在文学领域就更难争得一席之地了。女子这种主内，藏于闺阁的境遇使她们文学创作倍感艰难，因而戴鉴在为许夔臣纂辑的《国朝闺秀香咳集》作序时说道：“然吾谓女子之工诗，更有难于男子者，何也?僻处深闺，非有名山大川以瀹其性灵，非有良朋益友以辨其正伪，而且操井臼，事针黹，米盐琐屑，扰其心思，藉非天资明敏，高才颖悟者，且不知风雅为何事。”骆绮兰在其《听秋馆闺中同人集》自序中也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论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弟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她发出“闺秀之传，难乎不难!”的感慨。[2]

然而明清之际终究产生了这么多的女性作家和创作了如此多的作品，为什么在文学史依然不传呢?

前文列举过冼玉清提出的“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的论断。由此看来，女性作家的成名无不与男性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的女性文人很多有着“男性化”的倾向，其作品亦是这样，把女性男性化。如吴藻和柳如是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都表现出一种男性化的情结[8]，这向我们昭示出一个事实，那便是压制女性发展的男权仍然投射在女性的心灵深处。一方面女性写作诗歌，想摆脱男性的干扰，谋求自己的话语权，达到文学上的自我拯救;但另一方面做到这一点可谓是举步维艰，她们又不得不借助于男权来标榜自己，表现出与男性趋同的人格风貌。由此可见，女性还是从属于了男性主导的权利社会，进入了他们的话语范围内，只能戴着镣铐跳舞。我们固然不能说男性是文学史的主要编纂者，里面带有很强的性别歧视，因而少选女性作品，选的几个只算是点缀门面。但是我们可以说男性在编纂文学史时，无不昭示出一种主流文化性质，而这种性质无不深深的打上了父权意识的专制性质的烙印。也就是说，只有合乎了这种主流文化，男性期许的女性作家作品方能获准入选文学史的资格;或者说，男性可以按照男权文化进行解读的女性作家作品可以入选。那么明清的女性作家作品怎么样呢?在当时来说，显然合乎了男性文人的口味。钟惺指出女性诗作具有“自然”和“清”的特质。正是有鉴于此，才受到当时男性文人的推崇，因为他们正缺乏这样的特质，女性诗作此时无疑满足了他们，顺乎了他们的解读规范，女性作品成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的寄托。胡适先生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中这样写道：“这两千多个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的社会向来把女子当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精通文墨的大夫都希望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好在他们老婆决不敢说老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痛苦，大都只是连篇累牍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的闺秀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吧?”这样的评论，言辞可能稍显过激，却深刻地反映出女性创作受到男性话语的绝对影响。前文笔者在分析明清女性诗歌繁荣原因时，无不与男性挂起钩来，这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因而说明清女性诗歌显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无法逃脱男权话语的压制，终将走向隐性的缺席。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一场变革，建立起这样一种妇女观：传统女性是旧制度的牺牲品，是被男性摧残玩弄的对象，与此相应，她们的诗词只是闺阁脂粉之气，充斥着传统的情感和道德。[5]鉴于此，当时的文学史编写者必然要将其排斥在外，难怪胡适先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此外，明清女性诗歌具有很大的私人性和封闭性，表现的主题几乎仅限于闺阁庭院之内，因而与当时的明清主流文学小说和戏曲是无法抗衡的，反映到文学史中也自然是小说戏曲了。

(二)解放后文学史中女性诗人、诗歌的缺席的原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