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大背景下，明清之际有民主倾向的男性文人纷纷开始关心妇女问题，主张男女平等。如李贽提出“天地一夫妇”(《夫妇论》)的男女二元论，主张男女平等。清代的唐甄、张履祥主张夫妻平等尤当恤女;袁枚则重视女子教育，广收女弟子，培养女诗人，褒奖“妇人女子，村氓浅学”的诗才;文人俞正燮极其同情妇女处境，反对男子纳妾出妻，反对女子缠足，守节，守贞;更有甚者，像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对调男女的地位，提出了“女性中心社会说”，创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子，以治外事。”《镜花缘》中的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从男性文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极力抬高女子的地位，使得女子有了一种话语意识。由于男性的抬举，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普遍有了种自觉意识，她们开始自寻出路，谋求自己的话语地位。一方面，她们大量的写诗，认为作诗是她们的分内之事。寒山陆卿子在为明代女诗人项兰贞的《咏雪斋遗稿》作序时说道：“我辈酒浆烹饪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剩响而为诗;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 “生而夙慧，幼闲诗书”的顾若璞在其《卧月轩集·自序》中云：“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左诸淑媛，颇著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鉴湖女侠秋瑾亦云：“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谓‘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以上几位女诗人都将文学之事看成是自己的分内事，而不再是男子的专权。另一方面，她们自己编纂并出版诗集。明末清初桐城的方维仪“尝取古今女子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吴江叶氏家族的沈宜修编《伊人思》;清初的王端淑则花费二十五年时间编纂《名媛诗纬》;柳如是编《历代女子诗词选》;嘉庆年间，随园女弟子骆绮兰编《听秋馆闺中同人集》，收十八姐妹唱和之作。此外明清女诗人还有大量的诗话问世，像熊琏《谵仙诗话》，周润的《悟香楼诗话》等。

可见，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普遍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她们自认为作诗乃是她们的分内之事，追求同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谋求自己的话语权。

(二)男性文人的推崇

明清之际，才女层出不穷，她们大量出版自己的诗集以谋求自己的社会话语权，同时，当时的男性文人积极维护这些才女，赞助她们出版诗集，并竭力为女性作品的经典化而努力。可以说，倘若没有男性文人的支持和推崇，女性诗人便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作品问世，并在当时成名。正如孙康宜女士在《明清文人的经典论与女性观》里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成了当时的风气。”从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的诗歌总集来看，明清的共有129部，其中有过百部是由男性文人编纂的，因而女性诗歌成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性。“尤留意于广东文献”的冼玉清在其《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正如冼玉清所言，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绝大多数要么是名门之后，受过良好的教育;要么是才士之妻，夫妇唱和;或是令子之母，子侄相尊为之表扬。仅以明代的吴江叶氏家族的女性文学创作来看，我们就可以洞察这一点。明末吴江叶氏“一门之内，同时闺秀遂有十人，可云盛矣。”叶绍袁之妻沈宜修是当时的吴江诗坛的女性代表人物，其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都才貌双全，富有文才。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载：“沈宜修字宛君，吴江人，副使珫女，工部叶绍袁妻。”沈大荣《叶夫人遗集序》曰：“叶夫人字宛君，余之女弟也。幼而奇慧，识鉴过人;秋月银河，可方内度，春池琪树，差拟容仪，支机天巧，班蔡文华。”沈宜修是按察司副使沈珫的女儿，是著名作曲家沈璟的侄女，其丈夫叶绍袁曾任过北京国子监助教和工部主事。可见沈叶两家都是官宦，两家都重视文化教育，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传统，因而沈宜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文化熏陶，嫁给进士叶绍袁以后，更是夫唱妇和，因而方能“支机天巧，班蔡文华”。叶氏三姐妹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生长在这样的诗风浓厚的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她们德色才兼备，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敢于大胆冲击思想的禁锢，显示出强烈的思想解放意识，她们才情超绝，诗词俱佳，更相唱和。叶氏家族可谓“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清代的袁枚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广收女弟子，并与她们互相唱和，广游天下，切磋文学。“四方女士，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就其所呈篇什，都为拔尤选胜而存之。”他编《随园女弟子诗》六卷，共选二十八人诗。自古才子佳人配，才士歌伎配，明清之际尤显突出，像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襄和顾媚，杨文骢与马娇，葛徵奇和李因，钱谦益与柳如是等等，她们的结合无疑给女性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可见，明清之际的男性文人普遍关注女诗人的成长，力推她们的作品，我们不妨将此作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外在推动因素。

(三)“自然”和“清”的特质暗合男性文人的审美趣味

男性文人推崇女性诗人的作品，固然要找到其合理的理由，进一步说，就是要找到女性诗作的真正的文学价值。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里说：“使一个文学作品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特质，乃是一种特异性，我们要不就永远无法予以归类同化，要不就因为它显得司空见惯，以致我们根本忽视了那种特异的本质。”女性诗歌得到明清文人的如此青睐，我想也正在于这一点，在于女性诗歌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便是“自然”和“清”的特质。直接指出这两个特质的当属晚明的钟惺，他在《名媛诗归序》中以一个男性学者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表态宣言，对女性创作价值进行系统的评论，序中提出这样两个重要的文学观点。一曰“自然”：

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三百篇》自登山涉砠，唱为怀人之祖，其言可歌可咏，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安有所为法律哉?今之为诗者，未就蛮笺，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学某格，某书习某派，故夫今人今世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故凡后日之工诗者，皆前日之不能工诗者也。

“自然”是诗歌的本色，便是说，诗歌创作当以自己的性情为本，直抒自己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方乃真诗也。

钟惺何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对女性诗歌价值进行评价?我们不妨再次回归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其一，当属王学左派的兴起和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前文已述，他们张扬个性和肯定人欲。其二当受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影响。他们抨击伪道学，重视个性精神，注重个人情感与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还有李梦阳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他认为 “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所以，钟惺认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在也。”同为竟陵派的谭元春也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2]

清代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宋明理学大力反对。由于处在易代后的特殊阶段，他们更提倡文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强调文学要“为时”，“为事”，但同时他们亦认为“诗本性情”。黄宗羲论文学时就注意到了文学的特质，认为“诗之道，从性情而出，往往是不平之鸣，所以‘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所藏纳’”。(《南雷诗历·题辞》)秉性洒脱不拘的袁枚，在诗坛上公开批评嘲讽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重建和发挥性灵说，认为诗重性情，强调表现真我，真性情，创作重灵机和真趣。[1]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进步文人都追求一种自然的诗风，要求诗歌创作需“发乎情，根乎性”。而当时的女性诗歌则恰好做到了这一点，她们深居简出，很少踏出闺门，很少有机会去游历名山大川，活动范围狭小。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中就说：“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沦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她们保留了一份真性情，发乎于诗，真情自现。而当时的男性文人作诗则模仿一定的人物，一定的流派，并依循一定的法则进行创作，号亦言其志，但已不是自然之声。也正是这份自然，使得她们的诗歌也同时具有了温柔敦厚的潜质，合乎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风雅精神的主张。《山东通志》载：“毛钟秀诗温厚和平，庄严不佻。”清晖楼主在其《清代闺秀诗钞·序》中说：“昔夫子订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自宫闱始。”明代赵世杰在其《古今女史·序》中说：“吾不知女才之变，穷于何极，……一寓目而兴观群怨，皆可助扬风雅。”由此可见，在时人看来，女性诗歌在当时不仅是发乎性情的，而且具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精神，“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女性诗歌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起到教化作用，同时又合乎风雅，具有自然质朴明朗的风格，因而获得明清之际文人的激赏。大学士陈之遴在其继妻徐灿的《拙政园诗馀序》中赞美其妻之作表达了温柔敦厚的特质，范濂评王瑞卿的诗亦曰：“尔雅俊拔，类刘长卿;风骨非但无宋人烟火气，即长庆西昆诸体，皆不逮也。”

由上可见，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普遍具有一种“自然”的特质，唱和吟咏，皆出于心声，同时又兼温柔敦厚和风雅之美，这正是当时文人所追求和推崇的。再来看钟惺对“清”的论述：

夫诗之道，亦多端矣，而吾必取于清。向尝序友夏《简远堂集》曰：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移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之数者，本有克胜女子者也。盖女子不习轴仆舆马之务，缛苔芳树，养絙薰香，与为恬雅……嗟乎!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

“清”同“自然”一样，文人尤喜之，何也?诚如钟惺所指出的那样，妇女诗歌具有“清”与“真”的特质，女性诗境具有真善美的品质，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因为男性文人正日渐缺乏这种“清”的特质。[3]笔者在研阅《历代妇女著作考》时发现，明清文人都强调女性诗歌传统的历史悠久性，动辄列数前朝的女性诗歌创作来抬高女性诗人、诗歌的地位，尤其是追溯到《诗经》这一最具权威的诗集，指出里面很大部分是女性的作品。关于此点，孙女士在其著作里亦述，此亦不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同时关注女性诗歌中“自然”和“清”的特质，要看到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诚如孙女士指出的那样：由于一般妇女缺乏写诗的严格训练，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3]由于在现实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笔者在这里将“真”理解为“自然”)

“自然”和“清”的特质可以说是明清女性诗歌的内在美学价值，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女性诗歌繁荣的内在决定因素。

(四)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

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之所以如此繁荣，还与其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助推器”。

先看创作的群体化。

其一，创作的家庭化倾向。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吴江叶氏家族，据载，叶绍袁和沈宜修夫妇共有八男五女，《苏州府志·文苑传》载：“叶氏五子三女并有文藻，一门之中，更相唱和以自娱。”可见叶氏家内文风之盛。她们的创作成果极丰，母沈宜修的《鹂吹集》收诗634首，另有补遗诗2首;长女叶纨纨《愁言集》收诗97首;次女叶小纨的《存馀草》收诗51首;三女小鸾《返生香集》收诗113首，补遗诗2首;五女小繁存诗12首;三子之妻沈宪英存诗18首。如此繁盛，无与伦比。叶氏家族是当时女性诗坛的中心，这显然与其家族化的集体创作是分不开的。沈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叶沈结合，更相唱和。《午梦堂全集》和《吴江沈氏闺秀集》便记录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再如桐城的“名媛诗社”，以方维仪、方孟式和方维则为首，在她们身旁聚集了大批亲友眷属。还有像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的诗歌创作亦可看作是家庭化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