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匡解》所展示的文王形象，他对黎民百姓充满爱心，把发生灾荒的原因归咎于本身：“不栽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病，不能胥匡。”这种反思体现出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大匡解》中的文王是美德懿行的化身，同时又是励精图治、力挽狂澜的政治家。他抗灾有力，减灾得法，救灾及时，反映出他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极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他熟悉法令的制定发布、行政上的调度、经济上的运筹，是一位成熟的君主。《大匡解》对文王的刻画，兼顾他的美德懿行和励精图治，前者渗透在后者之中，大量出现的是文王对国家的治理活动和措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和其他先秦典籍侧重于表现文王美德懿行相比，《大匡解》对文王的刻画已经从道德本位转向政治本位。

三

《逸周书》对文王形象的刻嘶，主要通过展示他的内政和外交活动而实现。叙述文王对国内的治理，出现的是既有美德懿行，又能励精图治的道德楷模和明君圣主形象。而在展示文王的外交，即周与殷商的关系时，集中反映的是文王的智慧、谋略，出现的是另一种属性的文王形象。

文王对殷商采取的是虚与委蛇、韬光养晦的策略，对此，《逸周书》作了细致的展示。《程典解》有如下记载：

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文王当时已经得到了众多诸侯的尊崇，天下分九州，六州诸侯即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纣王听信崇侯虎的谗言：“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将文王囚于菱里，六州诸侯对此非常愤怒，在此情况下，纣王最后赦免文王，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言：“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由此可以看出文王当时的威望。六州诸侯皆欲叛商，文王却仍然听命于纣王，服侍纣王始终不怠，这并不是文王囿于所谓的忠君观念，而是当时伐商的时机尚未成熟，《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韩献子对公子朝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惟知时也。”《程典解》叙述的就是文王在此情况下的所作所为。《程典解》所载文王论说的内容较为广泛，涉及政治举措中的财用、土地、选人等方面，但是文王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字：“慎”。在六州诸侯皆欲叛商的情况下，文王强调“慎”的寓意不言而明，所谓“政失患作”，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如果有任何冒险行为，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皆将付之东流，所以文王最后告诫诸臣任何举措都必须要权衡利弊，考虑周密之后方能决定是否可行，“思危故泰可保，思终故畿必察，思备则迩不泄，思近则远不忘，思行则耄不倦。”在慎字纲领之外，文王又特意提出多思之法，二者相辅而行，文王的谋深虑重之态跃然而出。

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文王一方面要应对国内的局势，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在外又要取得纣王的信任，等待时机，即内定己国，外和邻邦。《酆保解》具体记载了文王针对纣王的外交措施。文王自程迁于酆，九州诸侯前来庆贺。文王采纳周公旦的建议，采取“商馈始于王，因饔诸侯，重礼庶吏。出送于郊，树昏于崇”的举措。“商馈始于王”，丁宗洛言：“商馈始于王，系倒装句法，犹言王馈始于商也。”唐大沛言：“商馈始于王，似谓商有馈赠于文王。”虽然二人的解释中施受双方的角色有所变化，但皆是把“商”理解为商朝。这里的商，指的是商议，商馈谓商议如何向前来的诸侯分发馈赠的礼品，由文王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对诸侯设宴款待，给随行人员发放贵重的礼品。诸侯返回，远送到郊外，并且和崇国结为婚姻。所有这一切举措，为的都是取得各路诸侯的拥戴，最终结成征伐殷商的同盟。所有细节均考虑得周到严密，没有任何疏漏，同时对于伐殷图谋又不露声色。文王的深谋远虑在这次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酆保解》所录文王对殷商所采取的策略是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四蠹是：“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说以服之;三、群巧仍兴以力之;四、神巫灵宠以惑之。”虫生木中谓之蠹，这是用四种手段使殷商王朝从内部瓦解，用珍奇古怪之物来诱惑他，用不着边际的言辞欺骗他，用大兴土木的方式令其劳民伤财，用鬼神灵巫令其迷惑。这四种手段都是软刀子，是从殷商王朝内部开刀，令其走向死亡。

五落是：“一、示吾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蠕萌莫能安宅;四、厚其祷巫，其谋乃获;五、流德飘枉，以明其恶。”这是从外部对殷商采取的举措。“示吾贞以移其名”，即文王表白自己的忠贞而使殷感到尊贵，让他得到心理满足，不再提防自己。移，通侈，谓尊大。《礼记·表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移，指尊崇。“微降霜雪以取松柏”，运用的是比喻手法，意谓适当时机争取殷商贤人为周所用，松柏，指贤臣能人。《礼记·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古代伐木在深秋，正是微降霜雪之时。“信蠕萌莫能安宅”，指取信于殷商的侨居人口，使他们归附周土。蠕萌，指侨居人口。蠕，通侨。萌，通氓。“厚其祷巫，其谋乃获”，指收买殷商的巫师充当间谍，向周方提供商朝的机密情报。“流德飘枉，以明其恶”，指传播周方的美德，使迷妄者清醒，从而看清殷纣王的恶行。飘，指吹动。狂，指迷惑。

通过对四蠹、五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文王针对殷纣王所运用的都是权谋。用假象迷惑对方，用恭维的方式使对方失去警惕，暗中确实造成对方的内耗，并且从外部挖其墙角，把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笼络到周国，为周所用。

《六韬》是一部兵书，旧题周吕望撰，相传是周太公所作。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六韬》残简，证明它确实是成书于先秦。该书《文伐》章有如下文字：

文王问太公日：“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日：“凡文伐有十二节。一日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日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日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而听，顺命而和。彼将不角，奸节乃定。

以上仅录十二节中的四节，从中不难看出它和《逸周书·酆保解》中文王四蠹五落之术的相似，不但内容多有相通，而且所用的四言句式也有一致之处。文王针对殷商提出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共22条计谋，姜太公向文王传授12种计谋。把这两篇作品相比较，文王和姜太公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物，都是以权谋见长。《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脱羡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六韬》中出谋划策的主角是姜太公，《逸周书·酆保解》提出一系列阴谋的是周文王。如果说励精图治的文王形象是对他道德楷模角色的补充和扩展，那么，《酆保解》中的文王形象，则是对他道德楷模角色的解构和颠覆，这里见到的不是美德懿行，而是阴谋诡计。文王的举措不再是光彩照人，彰显于天下，而是只能在暗室封存，不能昭示于外。正因为如此，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古代学人，对《酆保解》持非议和否定态度。从文学的角度审视，这正是《逸周书》价值所在，它刻画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王形象，使这个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多棱角的。

四

《周易·系辞下》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勿论《周易·系辞下》对于《周易》作者及写作时代的推断是否正确，文王在治理国家特别是谋商过程中，确实具有浓深的忧患意识。《酆保解》记载：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成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日：“呜呼，诸侯成格来庆，辛苦役周，吾何保守，何用行?”

九州诸侯至鄷地庆贺文王，本是喜事，说明文王的威信越来越高，但是在此情况下，文王反而更加忧危，不知怎样对待诸侯王的归从，这实际上是伐商大业的压力所造成的疑虑心理的反映。因此，文王在昧爽之时，在少寝之庭召见周公旦。陈逢衡云：“在酆者，文王至酆会诸侯也。昧爽，由阎而明，夜向晨也。少庭，燕寝之处。王有大庭、少庭，大庭以询政，少庭以寝息。”周王的住处有大庭、少庭之分，大庭用来询众议事，少庭用来释服休息。《礼记·玉藻》记载：“朝，辨色始人。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然后适小寝释服。”孙希旦注：“辨色，昧爽之后也。”《礼记·玉藻》的小寝和《酆保解》中的少庭应该是同实而异名。按照周礼规定，周王要在天亮之后在正式的议事场合君臣谋事治国，退朝之后退至燕寝之处休息。文王夜里辗转不安，思索政事而不解，急切寻求应对之法，于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就把周公叫到休息之处询问保守之道，文王的忧虑之深通过简单的时间、地点的说明而表现得清楚明了。文王的忧患意识时时萦绕于脑中，他的忧危之心不仅表现于白天的日常政事处理中，即使是在夜晚休息之时也不曾忘却，文王经常提到“夙夜”，如《文儆解》的“夙夜勿忘，若民之向引”，《大开解》的“维宿不悉日不足”，宿即夜。这些反复叨念的语句正是文王忧勤惕厉心理的自然流露，文王尤其强调夜晚无人之时的自律自警意识，《周易》中“终日乾乾，夕惕若”的描述非常符合文王的性格特征。

文王的忧患意识不仅针对现实，而且指向未来。文王作为周代的奠基之主，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一朝一代的治乱兴衰，更多的是子孙后代的长治久安。在对后代传授治国理念的过程中，文王是以一一个板着面孔训诫子孙的长辈面貌出现的，严厉但不失亲情。文王经常使用表示强烈感情的语气词和儆戒语气来加深对后代子孙的告诫。《小开解》记载文王于“食无时”之日的应对之举，无时，就是不应该出现月食的时候出现了月食。文王认为上天垂象于日月，而当时月食在不应出现的时候出现，便考虑是上天示意，认为有此非常之变，必定会有非常之灾，所以特别儆惧，召集子孙传授避难免灾之法，文王言说的中心是重德，他首先以“呜呼，于来后之人”提出言说对象，引起子孙注意，其后则直接用第二人称代词“汝”字引起发问，通过设问与“呜呼，敬之哉”的交叉反复，不断增强训诫语气，最后仍是用充满命令语气的“后戒后戒，宿不悉日不足”结束言说。潘振云：“言如此则德可普遍于民人，此谋用力，岂不可以不后戒人乎!戒后人而用之不尽，惟日有孳孳而已。”文王反复叮咛、儆戒之言贯穿全篇，虑后之思溢于言表。

文王时时思索后代的发展问题，因此不断制定法规作为后代的立身法则。只要是可以让后代安守社稷的制度都应该传承下去。《大开解》记载：“维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开，开厥后人八儆、五戒。”此处纪年使用的是商代的历法，商历的-fl是夏历的一月，也就是盂春之月。文王在一年的开端在少庭召集众子孙听取臣子兆的教导，以家长身份为子孙提供修身自警的法则，“开者，谓启谋以示后嗣。”文王对后代基业的重视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兆陈其谟言之后，文王称“儆我后人，谋竞不可以藏。戒后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耳提面命教导子孙日夜要以此法则为戒，唯有日夜孳孳铭记诫言才能国基稳定。由此可见文王听取臣下良言的目的就在于为后代设定可以遵循的治国理念。

总之，《逸周书》中的文王形象是文德与谋略的完美结合，既是一位广行德政之君，又是一位历尽患难的创业垂统者。文王作为奠基之主，可谓深谋远虑、泽被后代，不仅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脑海当中时时萦绕着为后代基业长远规划的自觉意识，不论引起感触的契机是什么，不论身处何种环境，文王都能联系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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