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陆玄冬盛，南至蓉漏长。端拱朝万国，守 文继百王。至德渐日用，治道愧时康。新邑建 高击，双阀临洛阳。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 碧空霜华净，朱庭皎日光。缪佩既济济，钟鼓何 煌煌、、·…⑤

此诗最初给读者的印象是雍容典雅、四平八稳，似无甚具有魅力之处;但倘若我们从整体上去感受的话，它表现的乃是一代关陇英杰刚刚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时那种如日方升的宏大气魄与意象。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即明显得益于此。再如《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天之骄子的意气更是喷薄欲出: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 横澳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 万世策，安此亿兆生。拒敢惮焦思，高枕于上 京。转河秉武节，千里卷戎放……⑥后来唐太宗虽也有同题之作，却远不及场帝之作坦荡与畅快:“寨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筛族，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征。’，⑦两相比较，场帝作品中那种对于武功的渴望，对于权利与荣誉的迷恋，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陇豪强大展鸿图时那种带点沾沾自喜的时代自豪感，都较太宗之作要强烈得多。它不像后者那样刻意追求对仗的工整，许多话想说又不敢说，还时时露出雕琢痕迹;而是赤裸裸地袒露胸怀，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畅所俗言之果敢，无欲言又止之顾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作为帝王无法与一代英主唐太宗同日而语的隋场帝，在作为诗人这一点上却要比唐太宗高出一筹。不管太宗的拥戴者们是否心悦诚服地愿意承认，诗歌史上的史实是明摆着的。后来唐代宫廷中那些以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为主题的君臣唱和之作，即场帝诗歌作品的余波。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唐太宗的煌煌功业使其诗笔有了依托;不似场帝那般色后内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隋场帝是关陇军事集团的早期领袖之一。此时的关陇军事集团，在政治上还较为稚嫩和不成熟，对如何治理一个涣涣大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

他们对“以马上得天下，非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体会不深，对一般封建帝王用以维系封建统治的儒教纲纪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加之以治国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的种种失当，顷刻颠覆之悲剧的发生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初生的关陇集团内忧外患积蓄之多，好象一个装满了火药的木桶，距离总爆发所欠缺的只是一点火星。以隋文帝杨坚之兢兢业业地小心经营，尚且只能延缓矛盾激化而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消饵;何况隋场帝杨广先天生的缺陷，使他连这一点也无法作到，必然被爆发炸得粉身碎骨。这不仅是杨广个人、也是整个关陇集团和隋那个朝代的悲剧。身为一国之君，杨广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但隋代的时势尚不容他任意伸展。政治上无处施展的力量转而发之于诗歌，一些诗篇因之充溢着关陇健儿的豪雄之气。如《白马篇》塑造的主人公，展现了一代关陇英杰的风姿，建功立业之心溢于言表:“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文犀六属恺，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网剪名王。射熊人飞观，校猎下长杨。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原。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⑧前面提到的那两首《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和《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纪辽东二首》皆属于这一类型。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是一批以雄豪阔大为美的诗歌作品的出现，后来唐人作品中关陇健儿的主体意识历久不衰，杨广可以说是他们的“始毕可汗”。

但杨广毕竟是一个失败者。个人悲剧与时代、集团悲剧的重合，使杨广成为历史舞台上集关陇英杰与独夫民贼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也给其个人心灵造成了沉重的压抑。其宫廷生活中的各种胡作非为，就是这位悲剧型的先行者在内外交困矛盾重重无法解决也无力解决时表现出来的狂态。“(场帝)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研之!”，⑨分崩离析、心劳日拙的政治处境，使这位好不容易才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的统治者变得焦躁不安，态意游乐成为杨广填补生活空虚、寻求感官刺激以麻痹脆弱神经的最好方式。“(场)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惟恐不足。’，。下汲汲顾景惟恐不足的心理愿望相联系，杨广的一部分诗也津津乐道于此。如《江都宫乐歌》:“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禄潭桂揖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骋。绿筋素蚁流露饮，长袖清歌乐戏州。’，。此中抒情口吻，可说是非寻欢作乐之主而不为，穷奢极欲之态跃然纸上。而《喜春游歌二首》、(江陵女歌》、《泛龙舟》、《江都夏》皆属于这一类型。这类诗歌表现出杨广对华丽词句、绮靡风情的狂热爱好，对唐代那些以宫廷游乐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影响颇深。克制与放纵、塞北与江南、建功立业与沉于游乐、慷慨悲歌与婉转低吟、刚劲之声与柔靡轻曲构成了隋场帝诗歌中的一对对矛盾，使这个悲剧人物的诗歌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但即使在这复杂之中，仍可见出关陇豪强的当行本色。你看场帝诗中的战争生活，描述得何等有声有色:“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拟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进军随日晕，挑战逐星芒。阵移龙势动，营开虎翼张。冲冠人死地，攘臂越金汤。尘飞战鼓急，风交征筛扬。转斗平华地，追奔扫大方。’，。行军布阵、沙场拚博，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读来历历在目。再看场帝笔下的游乐见闻，展现的则是另一番学风采:“舶妒千城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六髻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掉讴。’，。“黄梅雨细麦秋轻，枫叶萧萧江水平。飞楼绮观轩若惊，花笨罗韩当夜清。菱潭落日双亮舫，绿水红装两摇禄。’，。此类以巡幸江南为素材的诗歌乍看酷肖南朝诗人的笔调，细细品味却又与南朝诗人的风格有着内在的差异。隋场帝到底是关陇健儿中的一代风流人物，他对江南诗风的倾慕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彻底地亦步亦趋。即使是此类描述游乐见闻的诗歌，字里行间也都充溢恢弘阔大之意:“还似扶桑碧海上，谁肯空歌采莲唱。’，。“诅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于游。’，。“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⑧这是眼界狭隘、坐井观天的南朝诗人所不曾梦见的。尤其是后诗之清空一气，唐人张若虚的问题之作隐约可见受其影响的痕迹。原始生存竞争本能，在这里化为转日回天、飞扬跋息的豪雄意气，使场帝对江南文化的倾慕没有沦为邯郸学步，从而有力地开辟了隋唐时代南北交汇融合的先河。后来唐代诗人的种种开拓，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具有原始生存竞争本能的隋场帝这里来。强烈的生存竞争本能，使场帝对当时其他诗人表现出恭而复据、前后矛盾的态度。在未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之前，杨广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与礼贤下士的姿态:“(晋)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宵、朱踢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柳)誓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初，王属文，为庚信体，及见誓之后，文体遂变。’，。这批才学之士实即聚集在杨广周围的一个诗群，于隋代南北诗风之交融多有建树。此乃杨广积蓄力量、以求一逞的野心约束所致。一旦登基之后，杨广即开始大胆地发表评论，褒贬当代诗人:“(场)帝尝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邑因为五言寺，诏(王)宵和之。其词曰:‘……’。(场)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者曰:‘气高致远，归之于(王)宵;词清体润，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庚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寺也。”，。平心而论，这些诗歌评论也还算公允。而随着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加剧，颇有艺术造诣的杨逐渐失去了公允和理智。越到后来，场帝越对诗文一途寄予厚望，他那日益膨胀的自尊心越不能容忍比自己强的诗人存在:“隋场帝为《燕歌行》，群臣皆以为莫及，王宵独不下帝，因此被害。’，。(场)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宵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今天看来，嫉才妒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专横暴君，莫此为甚。但在人欲横流的隋唐时代，这却是基于生存竞争欲望而产生的自然而然的想法。后来唐人宋之问为一句诗的创作权压杀外甥刘希夷，其行径即与杨广如出一辙。要而论之，杨广这样做乃是出于一种争强好胜的心理:“(场)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肤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有人步隋场帝的后尘:“(唐玄宗)尝遇二月初，洁旦，巾栉方毕。时当宿雨初晴，景物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自制者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上指而笑谓殡御日:‘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④作为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的统治者，“五十年太平天子”唐玄宗的功业远非顷刻覆亡的隋场帝所可望其项背。然而二者在政变登基、开边拓土、耽于游乐乃至自命不凡这一点上却又如此惊人的相似，更进一步说明了关陇集团内部承传的同一性。相似的行为却取得相反的效果，其原因不仅在于杨广由人类生存竞争本能再向前跨越的那悖谬的一步，而且在于杨广那个时代各种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关陇集团积蓄的力量还没有达到像盛唐那样可以任统治者为所欲为的程度，隋场帝的种种奇思妙想注定只能遭到彻底的惨败。但后来唐代国力的强盛与诗歌的繁荣，却正是在吸取隋场帝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场帝杨广这位先行者的失败与成功，对唐代帝王和诗人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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