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魏晋以来的咏史诗多少有这种“以史证诗”的认识，注重“诗”“史”的某些品质互通，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又引闻一多语谓“诗”“志”本是一个字，自然是叙事的，则为其辨正源头：更远如《诗序》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证诗之法;李善注《文选》以史实史事佐注诗文又在实践上加强了这种认识：咏史诗的发展未尝不可以视作“以史证诗”观念以至“诗史”观念的推进和发展。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重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咏功;成汤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以史证诗”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学”意识的增强，自然可以为其诗学批评提供某些批评的土壤;而诗学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宋人“诗”“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诟病的“以文为诗”，其实质也就是文与诗两种文学型态的异质同构和学术通感(联觉);而诗学与禅学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诗学批评多以禅喻诗。但把这种学术通感扩及诗学批评，单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上引“诗外尚有事在”之谓。其实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并不仅仅在“事”本身。
苏轼既然有心于“史”之“文”，又着意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三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换言之，即表示了他的以文为杜诗“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珀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珀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责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故此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不仅需要广博的视界和知识，更得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眼光才能发他人之未发。这自然也是宋人因为唐诗的压力而另寻蹊径的努力和自觉，如杨万里所谓：“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送彭元忠》)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这大抵也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何况《东坡诗话》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其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自可窥探得到。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之法，固然是出于尊杜的日的，但毋宁说，苏轼之于杜诗“以史证诗”，其实是出于其一贯的学术背景。所谓“以学为诗”、“以文为诗”等，前提既然在他深厚的学养，则“以学为批评”、“以文为批评”亦如是。事实上，对“史”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文”的兴趣所在。因为“史”终究是“文”，虽然与诗不无会通或交集，但它首先是作为“文”而具有它的赋性的。就此而言，以史证诗未必不是着眼于“义”的品格发散的，而以史证诗之法其实也可以称为以文论诗之法。
论题二：论杜诗的用事载人
如果说“以史证诗”标示的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学术好尚，那么，对杜诗之为“诗史”的用事载人的品格批评，则显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努力和实践，以“学”的规范和要求作为诗歌批评的轨辙，专注在“学”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积淀，甚至是各种不同学术类型的旁通、化成和联觉。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
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苏轼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的理论视野。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审美爿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美“自平”诗》中说：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丈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而这正见出苏轼的杜诗批评的出发乃在以学为论诗的前提，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要求“读书破万卷”。
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才有的找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孔子作《春秋》，后人即以为史的功能是“寓褒贬别善恶”，其中就着眼在“纪人记事”：司马迁所谓“究大人之际，成‘家之言”(《报任安书》)，所强调的还是史的“载人”功能。杜诗被誉为“诗史”，“诗”“史”两种思维模式的糅合贯通，其中自然包孕了对其诗作“史”的意义认同。而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苏轼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榜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才学为批评”，于此可见其端。
因注蘑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并把它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王夫之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些过火，却是一针见血。两家所论，未必不可移于苏轼的诗学批评，即所谓的“以才学为批评”。
苏轼开“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殆至南宋，此风更盛，张戒等人所著诗话里多有议论，甚于宋初。又如风台王彦辅《诗话》：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饰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长.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骇廊庙：稼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溴：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这些所谓“引物连类，掎摭前事”云云，不过承苏轼余绪而发挥之。
苏轼以文、学为批评的批评手段，并非无的放矢。正如他的诗词创作特别是晚年的诗歌创作慕陶是其当时心境的自况一样，其以文、学论杜诗实际上也是一种夫子自道。在《王定国诗集叙》中他说：“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盛称杜甫如此，正是其披肝沥胆的自我剖白，而他以继承骚雅许杜诗，亦未尝不是出于此种心扉。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并是说苏轼以文为批评与以学为批评是截然不同的，以文为批评只体现在“以史证诗”时。而以学为批评只体现在论杜诗“诗史”“用事载人”品格时。这两种批评手段其实是交相为用的。即对“以史证诗”而言，对“史事”的追索固是以“文”为批评，但其中以“学”为批评的痕迹也是很浓的;而以学论“诗史”的载事记人中，对载事的关注其实又与以史证诗中对诗本事的关注同一枢机。王文龙说：“从东坡的主观条件来说，他对这种方法(即“以史证诗”)运用自如，主要得力于万卷书的根柢和过人的识见。其实与其如此看，倒不如说东坡有意以万卷书的根柢和过人的识见来作批评。这自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形式，但“文”的轨范和要求也在其中。所谓“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送任假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其实也有“读破卷论益精”的况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