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记忆的角度研究档案及其管理活动，一方面使我们获得了对档案的属性、功能、价值等的新的意义诠释;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重新考问在档案管理中档案工作者在收集和储存哪些记忆?“如何构筑集体记忆”、“如何客观地整合支离破碎的个体记忆”、“如何传播经过复活的记忆”、“如何解读典范的历史”等等。加拿大档案学者库克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中，批评了将档案工作者视为“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的传统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始终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保持着隐形状态，“档案工作者在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5]

作为档案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文献编纂公布活动，虽然目前尚缺乏关于其社会记忆重构功能的直接记述，但从其有目的、有意识性的行为看，无疑在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历史学者的助手”，在决定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断裂的记忆如何延续，破碎的记忆如何得以整合……等过程中，其记忆建构的功能都有明显的体现。透过我国古代历朝诏令、奏议、典章制度的编纂颁行，近代四大史料新发现后的整理公布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重大历史纪念活动中档案的公开展览，我们是否能对档案文献编纂对社会记忆的建构有更直观的感性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档案文献编纂的记忆建构功能既是隐形的，又是显形的。说其隐形是因为我们以往未能以此视野来观察;说其显形，是因为它一直在塑造着我们的记忆，从孔子“述而不作”“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始。

三、档案文献编纂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特点

社会记忆研究的开创者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主要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即社会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既是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又是社会记忆建构的结果(编纂出版物)。在编纂活动中，我们必然根据时下的意识形态、权利关系、伦理道德对材料进行选择取舍，凸显符合现实要求的素材，而剔除有违现实利益和政治愿望的东西，“一部汇编从选题、选材、加工、编排到注释、加按、作序等各个环节，都必然会体现出编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性”。[6] 由编纂活动所形成的文本构成了权利与利益、历史与现实共谋的产物，正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所言：“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利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7] 由此观之，档案文献编纂与其他一切社会记忆的行为一样，“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 透过其与现实的情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编纂活动中的每一细节。

依赖于既有的记忆文本构筑新的记忆文本，档案文献编纂也有其自身特点，即有组织的再建构性。这种有组织的再建构性有两种表现。一方面，在微观层次上表现为对档案记忆信息的再组织、再加工。档案工作不仅仅是记录、保存文化行为，也从事文化行为。从社会记忆的角度看，档案的收集、鉴定、整理工作本身也是社会记忆的建构行为。因此，当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乔伊·帕尔提醒史学家注意“历史诠释始于他们在档案馆阅览室打开档案盒的那一刻”时，T·库克则出语惊人地指出“实际上现实情景远比帕尔描述的令人震惊，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的潜在的影响。”[9 ]“编纂建构”是在“整理建构”基础上的再建构，它重新激活、整合记忆信息，构建新的记忆体，使记忆信息更符合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在宏观层次上，“有组织”的记忆建构是与有组织忘却(Organised forgetting)相对应的。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在集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通过有组织的忘却，全面剥夺臣民的记忆，而造成人们无法真实见证过去的恐惧。与此相比，档案文献编纂公布应该是统治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激活和建构记忆的行为，是国家政权配合主流文化的传播和民族传统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再建构行为。　　四、激发共同记忆，克服遗忘，充分发挥档案文献编纂的记忆建构功能

保罗·康纳顿指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10] “集体记忆依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11] 档案记录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生成的，通过人类发明的符号系统(文字、图像、声音等)传递和保存下来独立于人的身体之外的记忆形态，或称之为“刻写记忆”，它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维护共同生活世界具有不容否定的意义。“一个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没有历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