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敢于和善于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
大量事实证明,适当地引进、吸收国外成熟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对于提高我国各项工作的管理水平,加快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步伐,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越来越小的今天,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特征愈显突出,即使是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也往往会遇到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问题,所以各国应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地区)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的有益经验,包括对别国某些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直接移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都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孤立发展.如果盲目排外,一切从头开始,关起门来进行代价昂贵的工作或科学试验,难免会走弯路或重蹈别国的覆辙.
档案事业和档案学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从前面几章介绍的内容来看,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档案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就较多地吸收了西方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这是近代中国档案学得以建立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外部原因.现代中国档案学在创立之初也曾大量地借鉴、引进前苏联的档案学理论及其在档案专业教育和档案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基本仿照前苏联的模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创立了自己的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确立了自己的档案专业课程设置.现在回过头来看,建国初期我国档案学界学习前苏联的档案学理论、技术和方法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同西方国家开展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学习前苏联的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学研究经验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从学习的效果来说,在前苏联档案专家的帮助和前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引导下,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应该讲还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和生搬硬套现象,但在中央、北京市和高教部的领导下,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纠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档案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仅于1980年加入了国际档案理事会,参加了第九届以后的历次国际档案大会、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以及其他各项活动,而且还成功地主办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和其他国际性档案会议.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档案业务和学术交流也不断增多,不仅多次"走出去"参观、考察别国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情况,或到国外大学学习档案学及相关学科知识,尤其是国外在档案管理现代化方面的先进做法与经验,而且也"请进来"多位外国档案学家来华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在这种频繁的"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过程中,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档案学理论先后涌入中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外国档案学理论,建立世界档案史、比较档案学等档案学分支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同时,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国外档案学理论的传入和渗透而更加充实和完善.如我国的档案双重价值论和档案形成规律理论就是在西方"文件双重价值论"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到我国以后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和原有的档案学理论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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