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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第一奇书”的《金瓶梅》自16世纪末问世以后,如惊雷乍起,誉之毁之,莫衷一是。然于聚讼纷纭之时,有志于研究者毕竟寥寥,不成气候。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金瓶梅》的研究亦渐次由微而宏,由浅而深,遂成显学,学界称之为“金学”,以期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另一显学——“红学”并驾齐驱。回首20世纪,百年烟云,倏忽过眼,本文拟为20世纪的百年《金瓶梅》研究作一历史小结。

伴随20世纪学术思潮的阶段性演进,百年“金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1-1948年,是为百年金学现代学术范型的奠立期。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即由传统的感悟式“评点”方式转向融合西方现代人文学科成果的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而就《金瓶梅》的研究而言,首开先声的是王钟麒在发表于1908年《月月小说》2卷2期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以现代小说观念否定传统的“淫书说”,而充分肯定《金瓶梅》在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方面的思想意义。而后至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出版,尤其前书有较多篇幅论及《金瓶梅》,命之为“世情小说”,并推为“世情书”之最,遂将金学研究引上现代学术之途。再至30年代初,由于不同于通行崇祯本的万历间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的发现(1932),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于金学研究的热情,于是有一系列重要成果问世。其中创见最多、影响最着者当推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吴晗《〈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二文。郑文于《金瓶梅》时代、作者、版本多有考证,推许《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这是对鲁迅“世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吴文进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功力,以翔实的材料考定《金瓶梅》作者籍贯与创作时间。以上二文一同以崭新而又科学的理论、方法与见解奠定了20世纪现代金学研究之基础。

40年代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有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系列论文(1948)等。《瓶外卮言》是一部论文集,为民国年间金学重要成果的汇集。冯文于《金瓶梅》文学史料的考索有许多新发现,具有集成之功,孟超系列论文则是百年金学中《金瓶梅》人物形象专题性的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注:原载于1948年9月9日至11月7日香港《文汇报》,题为《金瓶梅人物小论》,1985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金瓶梅人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