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认为“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札乐”，严格礼的外在表现形式。贾谊相信贵贱没有天生之相，而是靠人为的外部标志来区分的：“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这里所说的“等级、势力、衣服、号令”已经不是具体指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了一种抽象的封建礼制等级概念，它确定了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等级区别，并以此为准则来划定物质财富的分配度量，正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诸侯王的僭越行为不单表现在名号、服饰等方面，更有甚者竟会觊觎天子之位。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相接叛乱便是实例，而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贾谊认真研究了异性王和同性王反叛的事例，得出“大抵强者先反”的结论。他说：“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先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他认为诸侯王对朝廷有无背叛之心，与各诸侯国的经济势力的强弱有着直接的联系。

为了削弱诸侯国的势力，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也就是说，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就这样，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最终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贾谊所提这项措施的实质也就是制礼，也就是要遏制诸侯王经济势力的膨胀，巩固中央集权。整顿尊卑不分、上下逾等的“无礼”局面，突出皇帝与诸侯王的等级差别。

如果说“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用行政手段来削弱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势力的话，那么贾谊提出的货币政策，则是用具体的经济政策制裁封建王侯的非法敛财活动，从而为礼制建设铺垫道路。由于文帝制定“除盗铸钱令”，封建王侯，权贵重臣便得以公开自由采矿铸钱，文帝宠臣邓通在蜀郡的严道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邓、吴钱遍布天下，便是事实。由于开矿铸钱，可以从中谋取暴利，甚至操纵国家金融，因而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奸人并起，万人离叛”的地步。忧心忡忡的贾谊以捍卫封建国家的权益为己任，他向文帝建言：由封建政府垄断币材——铜，同时收回铸币权，限制封建王侯的非法赢利活动。他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农业生产：“采铜作者反于耕田”;可以保持等级制的消费、维护贵贱关系：“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可以控制市场：“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货物必平矣”;可以掌握通货，平衡物价，调剂有无，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抵制打击封建王侯们：“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倍羡，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从而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操在中央王朝手里，封建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势力，反过来进一步抑制诸侯王的分裂势头。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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