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研究5-11世纪的中国历史。敦煌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具有共性。有许多问题，在过去的传世文献中或者记载笼统，语焉不详，或者记载缺失，或者尚多歧义，而藏经洞文献对Z却有当时的具体细致翔实的记录，这就大大有助于探明这些问题的真相。廓清疑误。像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原来仅从已有的史籍文献中探析，不免只具轮廓，疑点甚多而且许多细节不清楚，因而影响了对整体的认识，以至有了唐代均田制是否实施过的争论。借助藏经洞文献中有关的第一手资料，终于弄清楚了均田制的许多具体情况也解决了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连带着对北朝隋唐的户籍制度也有了清楚的认识、又如唐宋寺院的组织管理、寺院经济的经营、寺院的佛事活动、寺院与官府的关系等等，也是靠敦煌文献中的大量材料才凸显出来(虽然带有明显的敦煌特点)。又像唐宋社邑，尽管有其他文献的记载，但敦煌文献中的300多件社邑文书却使我们能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古代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有了一个具体清晰的认识。这些，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考察自然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敦煌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敦煌地处边陲，周边有许多民族，诸如吐蕃、回鹘、于阗、粟特等等。这些民族，传世文献记载很少，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不仅有汉文材料，而且还有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字记录的材料这给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条件，而且还可与新疆等处出士的这些民族的遗址遗物与文字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考证。尤其是吐蕃在唐后期统治敦煌地区60余年，给敦煌的历史打下深厚的烙印，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更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最好材料。

第四，关于中外关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敦煌位居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古代印度、中亚、波斯，还有后来的伊斯兰文化都经过这里与中国文化接触并进入中国内地，而中国文化也从这里远去西方。像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敦煌是汉文化的门户，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佛教中国化历程可说就是从敦煌地区开始的。印度的制糖技术也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甚至中东历法上的星期天“密日”，也在敦煌汉字历日上标示出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将近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敦煌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就是循着上述方面逐步开展的。 所以说是逐步开展，是因为材料很多，释读亦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五万余件文献由于外国人的攫取与中国人的盗卖其中四分之三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处地方。检阅困难。最早，中国学者只能根据外国学者提供的，或外国学者发表的著作中的少量文献录文、照片图版，以及几位中国学者在英法寻访带回的录文、照片进行工作。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也大大限制了更多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但中国学者也有优势，那就是当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所谓东方学、中亚学的角度着意于中亚西域的语言文字和民族方面的时候，中国学者却因具有汉族历史文化的深厚素养而着意在汉文文献。按照传统的学术路子，首先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古籍及已有古籍与传世版本的校勘。对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与音韵方面文献的研究整理，贡献尤多;对敦煌地区的历史，主要是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也有不少研究成就。囿于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子，除了陈寅恪先生等很少人外，对其他方面涉及甚少甚至没有涉及。

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有了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者对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有关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敦煌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资料开始被发掘和运用。隋唐五代土地关系尤其是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讨论一时形成热点，讨论的各方面都研究及运用敦煌文献有关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就是一例。50年代中期，伦敦英国博物院所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到了中国;随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从各种途径搜集编成的以经济资料为主的《敦煌资料》第一辑的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为多已较方便的资料。“文化大革命”以后，从80年代起，敦煌学受到更大的重视，队伍大大扩大，甚至可说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对敦煌文献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在展开，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说以前多属政治史及某些制度的研究上的话，那这时已扩展到了各个方面。举凡敦煌的历史、政治、制度、地理、军事、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科技乃至体育、民俗等等方面都有成果、有些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正错失，展开深化，有的则完全是新的开拓，其中如敦煌的政治史，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可说已到总结阶段。唐代均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研究亦属此类情况。寺院、历史地理、军事制度等方面，成果亦丰。敦煌与周边民族如吐蕃、回鹘、于阗、粟特关系的研究，可说方兴未艾。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与此相应，收藏敦煌文献比较集中的英藏、法藏、俄藏、中藏诸部分均陆续出版大型图集，为难于见到原件的研究者提供了较好的依据，而文献的释读、考释也有很大成果。总之，近20年来，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中国敦煌学出现了全面展开、突飞猛进的景象。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已届一百周年，人类的历史正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敦煌学的研究仍将继续开展。就历史方面而论，中国学者的研究虽已全面铺开，但各个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即使已经充分研究的领域，也还有不少可以继续发掘的东西。 现在看来，今后敦煌学历史方面的研究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