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种从业人口数的大体匡估

清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在全国人口中，约有90%左右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或是农业生产者的家属。他们中除汉族外，还有新疆的维吾尔族、西藏和四川的一部分藏族，南方和西南的苗、瑶、僮、土家、布依，以及彝、傣、畲、黎等诸民族。1840年前夕，全国总人口约为4亿，农民与家属大致在3.5—3.6亿左右。

牧民，清代以畜牧为生的，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如蒙古、布鲁特(柯尔克孜)、哈萨克，居住于青海、藏北、甘南等地的藏族。另外，在华北和西北陕西、甘肃的一些回汉百姓，也有以放羊为业的，但人数很少。估计以畜牧为生的人口，约在三百至四百万上下。

盐灶人丁。灶丁本是官给卤地煎盐、岁收课盐的专门户籍，后来虽有变化，但多数灶丁仍需依藉煎盐为生。总计灶户的人数也很庞大。据咸丰初有人提到，仅淮南二十场，就有“专藉煎盐为生”的“灶丁数十万”[21]。四川井盐亦规模巨大，嘉道时，犍为、富顺等县在厂人数动以数十万计，沿边的大宁、开县“众亦以万计”[22]。虽然这个人数包括了灶户、佣作、商贩等各项人役，但其主体无疑是直接从事煮盐的大批劳作者。山东场清初原额灶丁五万多，后来扩大滋生，到清中叶应不低于十万人。以上列举的，只是盐灶人员中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淮北(合淮南共二十三场)、长芦八场，奉天九场，浙江三十二场，福建二十一场，广东二十七场，以及云南井盐、山西河东池盐，陕西甘肃池盐等。尽管各场规模不一，人丁亦多有悬殊，但按保守估计，百万之数当不为过，加上家口便是五百万。

手工业工人。这主要指有一技之长的如木工、铁匠、泥瓦工、经布匠、竹篾工、油漆雕刻工、石匠、轧花弹花工、炉匠、烧窑工、糕饼师傅等。这些人，有的走村串寨，或临时支帐搭篷为人加工劳作，也有人受雇佣作，更有相当部分人在城镇开设小作坊，或实行师傅带徒弟式的劳动，他们的工作尽管比较分散，但很多村寨、每个城镇，差不多都有其踪影，若每个州县平均有150—200人计，全国当有此类零散手工工匠22.5—3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集中于城镇，或虽在山乡，但有一定规模的手工工场工人，亦应归在这个类别之内。关于后一类的工人，前面我们曾略有提到，像佛山炒、铸、冶铁工三万至四五万，泾阳、厦门各有皮工、船工上万人等等。另如苏州有染坊踹布工匠二万余名、纸坊工人八百多名。在京师户工二部铸钱的上千名炉工，亦多雇自民间，加上鎔铜打造铜器铺户，这样的手工工人可达2000—3000人到3000—4000人。[23]闽北山乡，人们开设茶厂，只瓯宁一县已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24]，千厂便是上万人。清代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工人，估计约在50—60万上下。

矿工。清朝政府的矿业政策虽时紧时松，但铜铁等物乃国用、民用所需，加之商人亦要以此牟利，只要可能，便开矿不止。自康熙中期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陕西，以及云南、贵州等省山区，经常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矿徒、矿丁，开山挖矿。康熙末，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25]。广东冶铁、采煤、伐木，“佣工者不下数万人”[26]。广西仅庆远府南丹州所属山区，有矿徒“十余万人，盘踞在内，地方文武无计解散”[27]。四川昭觉县，“当乾嘉时，矿厂甚王(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28]。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29]。矿业最发达的云南省，极盛时，“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矿丁，无虑数百万”[30]。此说虽不免夸大，但可想见矿丁数量确实不少。清代矿业的最大问题是聚散不定。这既有矿脉穷尽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受政府禁矿思想的干扰。从矿工成份而言，主体是贫苦农民，队伍亦不稳定。不管如何，几十万人的队伍是会有的。

船民、渔民、船工。据有的学者估算，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沿海商船，其载重能力在700—800石至7000余石，即50—500吨之间的，约有9000余只，即近一万只[31]。至于一般细桅小帆、只在近边航运、捕鱼船只，则可能超过万艘。稍大的闽广艚船，除需配备舵工、亚班、大僚、头碇、司杉板船、总铺等人员外，另有“水手二十余名或十余名”[32]，浙江海船水手“每船约二十人”[33]，江苏沙船平均每船亦需船工二十至三十人[34]。又据英国人斯当东在天津附近海面见到的船只，则有四十至五十个船员[35]。山东出海商船，“使船”者大概10—20人[36]。若采取保守算法，按平均计，每船用柁工、水手十五人，万船便有十五万人。加上近海小赏渔船，至少应有二十五万人。

内河船只数量比海船更多。据著者在《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37]一文匡估，除漕船等各种官船不计，全国载重在200—300石以上，经常作中长途航行的民船，不下十来万艘，若每船配备船工五人，便是五十万人。另外还有五十五至六十万艘二百石以下小型船，以其中三分之一为商贸船，每船配备二至三人，也有船工约四十至六十万人。

把海船和内河传的船运人员相加，应超过一百万，而这还不包括内河渔民以及有关家口。

商人。商人的人数较难匡估，但以有关记载来看，亦为数不少。安徽歙县，“农之三，贾七焉”[38]。山西平阳府，“土狭人满，每挟资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39]。汾州府“民物浩穰”，“多商贾”[40]。河南武安县，“最多商贾”[41];鄢陵县，“耕读者少而求利者多”[42]。陕西汉中府，“农桑之外，咸事商贾”[43]。江苏淮安府“趋市利者”，“十之三四”[44]。山东黄县，“商十之五”[45]。江西泰和县，“半为农，半为商”[46];金溪县“为商贾者三之一”[47]。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故行贾于四方”[48]。当然，以上不过是些举例式资料，既不全面，而且就所引资料，有的颇有夸张，不过在清代，商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是非常确实的。

一般说来，在内地的多数省份，只要是百户以上的村寨，总会有一两家铺户，城镇当会更多。据有的学者对江西萍乡县有关市镇商铺的统计，除载录笼统(如仅记商民若干家等)不计外，八个市镇中共有居货殖者1180—1390家[49]，加上县城、村集等等，估计全县会超过一千五百家。从商业的角度看，萍乡在江西属于中等偏上的县份，而江西在全国又是个中等偏上的省份。在北方，有的学者对山东省的某些县份居民职业状况作了估测。在被统计的滋阳县688户中，从事商业的人家有二百三十三户，占33.9%。又如临清县的城市户口中商业人户约有近千家[50]。临清的商业活动在山东位居上乘，在沿运河城市中也称得上佼佼者。滋阳大概属于中等水平的县份，或中等稍稍偏上。不过据作者称，滋阳的统计不全，只相当于全县人户的三分之一，否则商业人户还要增加。一些全国著名的中心城市如北京、苏州、汉口、广州、天津等等，商号都超过千家。就连佛山、吴城(江西)等镇，也有“ 阛阓千家”之称。

比较起来，边疆地区的商业活动开展较晚，但也不是空白点，有的地方还相当活跃。北疆城市张家口，嘉庆末已有商号二百三十余家。内蒙古的绥远城，乾隆时，铺户四街八面，一等至六等共1530铺[51]。新疆的乌鲁木齐，因“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及乾隆二十七年，已“开设市肆五百余间”[52]，而且势头还在不断增长。作为全疆政治、军事中心的伊犁地区，共建大小九城，其中仅绥定城内就“商民逾百家”[53]。南疆诸城，商贸一直发达，乾隆中期后，与内地交往增加，繁荣程度有增无减，以喀什噶尔为例，乾隆二十八年商民铺房、堆房二十八处，嘉庆十五年(1810)很快增至一百四十处;又如叶尔羌，亦由原商民十九名、铺面房四十间，增至一百八十余处[54]。关外东北地区，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等地，就有从直隶和晋豫等省流入的商贾、工匠、佣人等三四万不等[55]。按缩小估算，商贾人等起码有4000—5000人。道光三年(1823)，科尔沁右翼中旗查出民户二百五十五户，铺店酒肆竟有十六家[56]，占总户数的6.3%。贵州省道光初曾有人作过调查，在外来人户中，贸易、手艺客户20400家。照此，贸易户至少近万家。[57]